1987年，辽宁抚顺毛纺厂。财务会计赵曼曼下班后，在员工宿舍冲完热水澡，穿着性感的睡衣、皮肤白皙，这一幕被她的老公抓拍到。 赵曼曼出生在1960年的抚顺工人家庭，父亲下井、母亲织布，家里不富裕，却把读书当成唯一的出路。 1977年恢复高考，570万考生争抢那一点名额，赵曼曼凭实力考进辽宁财经学院会计专业，成为整条街上第一个大学生。1982年分到抚顺毛纺厂财务科，稳稳接住那个年代最硬的一只饭碗。 那时的抚顺，还沉浸在工业基地的荣光里。一毛、二毛、三毛、四毛几家毛纺厂三班倒运转，清晨五点多，几家厂的汽笛声轮番响起。 工人见面习惯先报“几毛几纺”，这种说法成了身份标签。厂区里，财务科靠墙一排木柜，里面塞满账本和凭证，桌上算盘和计算器一起上阵，月底结账时，赵曼曼和同事常加班到深夜。 单位大院不仅是工作场所，更是一整个生活系统。职工食堂的大锅菜，夏天澡堂里挤满女工的笑闹，宿舍楼公共厨房里翻滚的油烟，再加上小卖部门口排队买冰棍的人，都构成了赵曼曼青春记忆的底色。 1987年夏天，下班后赵曼曼去澡堂冲澡，换上碎花睡衣站在宿舍走廊里透气，李伟举着相机按下快门，一张看似随手拍下的生活照，把这个世界牢牢定格在水泥墙和铁扶手之间。 然而，汽笛声最响的时候，问题也已经在酝酿。计划经济下，企业冗员多、效率低，抚顺这样的资源型城市，煤和钢还吃得开，毛纺这类轻工企业已经开始感到市场压力。赵曼曼每天翻的账本，从繁忙走向吃紧，很多数字揣在心里，外头看不出波澜。 90年代初，国企改革正式拉开帷幕。全国范围内，市场机制压在旧体制上，效率和竞争成为硬标准。 抚顺毛纺厂先是减产，再是重组，1997年前后，大规模裁员终于摆上桌面。财务科也未能幸免，赵曼曼拿到买断工龄的钱，看着数字似乎宽裕，走出厂门那一刻，心里却一片空白。 这一波改革并不只是抚顺的故事。1993年到2001年，全国大约7000万人下岗，直接牵连2亿人生活，朱镕基三年脱困的目标背后，是几千万工人被迫离开熟悉的岗位。东北是冲击最重的区域之一，曾经以单位为中心的生活方式被成片拆散。 离开抚顺之前，赵曼曼回宿舍收拾行李，看着墙上挂着的那张1987年照片，一瞬间有些恍惚。照片里的自己风风光光地站在走廊，身后是灯火通明的厂区，当时谁能想到，十几年后，不少厂房会变成空壳，宿舍楼一半灯都不再亮。 面对已经开始冷却的老工业区，赵曼曼和李伟做了一个在当时很典型的决定，随南下浪潮去广东碰碰运气。 1998年春天，两个人提着几件行李离开抚顺，在列车上和同乡聊着各自厂子、各自补偿，一边怀念稳定，一边又觉得不能只守着那点钱坐吃山空。 到了广州，眼前的世界完全换了模样。高楼、霓虹、广告牌，还有川流不息的汽车，与抚顺厂区红砖、烟囱、宿舍楼的组合判若两城。李伟凭借技术经验较快在电子厂站住脚，赵曼曼则在求职市场连吃几次闭门羹，理由不是能力，而是年龄和出身。 转了一圈，赵曼曼最终进了一家私营纺织公司做会计。财务工作不再是算盘和纸质账本，而变成整天对着电脑软件。 老板讲的是成本、利润和市场，节奏快得让人喘不过气，稍有差错就要被叫去谈话。赵曼曼咬牙学新系统，把多年打下的财务基础迁移到这一套规则里，很快从生涩变成熟练。 南方城市的日子少了单位大院那种集体感，却多了另一种踏实。菜市场里和摊主讨价还价，楼道里和邻居借酱油，工友里既有本地人，也有从四川、河南、东北各地来的打工者。 赵曼曼慢慢发现，自己不再只是“某毛纺厂财务”，而是成了市场里普通的一份子，凭手上一门本事在各种制度之间周旋。 多年之后，每次翻开那本老相册，1987年夏天那张花睡衣照片总会停留片刻。照片背后，是东北工业基地的一个高光瞬间，也是一个时代的生活样本。再往后，是汽笛声慢慢变小、厂门口渐渐冷清、火车站南下行李的堆叠。 赵曼曼这一生，从工人家庭闯进大学，从毛纺厂账房走进广东私企，既是个人选择，也是被时代推着走。国企改革打碎了铁饭碗，也逼出了一代工人的适应力。 宿舍楼的灯灭了，煤都的烟囱凉了，可账本翻过来的那股劲、从头学新东西的韧劲还在。 当下岗不再是新闻，当东北老工业基地的故事被写进报告和论文，赵曼曼这样的普通会计，或许不会被刻意提起。 但那张老照片里留下的神情，加上后来一段段背着行李奔波的日子，正是这个国家从计划走向市场、从单位人走向社会人的清晰注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