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国军上将钱大钧，黑着脸走进军统湖北站，当着众特务的面，一枪打死了副站长：“谁再敢告黑状，这就是他的下场！” 1938年夏天的武汉，又热又闷，城里人抬头看见最多的是敌机的影子。就在这样的天里，一位曾替蒋介石挡过子弹的上将，推开了军统湖北站的门。 两年前西安事变，钱大钧身为侍卫长，被东北军打成重伤，好不容易保住了主子的性命，也为自己胸前留下了一道伤疤。 本该凭此巩固信任，谁知戴笠却翻出他与张学良同窗的旧账，添油加醋地往蒋介石耳边吹风，说他里外勾连。若非当场撕开绷带示伤，恐怕性命早交代在华清池。 这一枪没有击穿胸腔，却击碎了前途。他被从侍从室挪走，改任航空委员会秘书长。抗战全面爆发，武汉成了陪都，中国空军却在苦撑，能飞上天的飞机只剩不到百架。 身为炮兵出身的行外人，他硬着头皮补课，天天和苏联顾问趴在图纸上研究，还要在战时指挥一次次生死空战。 空气里不仅是火药味，还有另一股看不见的阴霾。军统湖北站就在几条街外，副站长杨若琛奉命盯紧这位曾经的侍卫长。哨兵、打杂、线人，把他每天的吃饭出门都拆成细节，拼成一封封密报，飞向重庆。 第一次大规模空战打赢了，中国空军在弱势下击落敌机，飞行员有人没能回来。前线刚报喜，后方的告状信就到了，语气看似诚恳，其实处处暗指指挥不当。 最刺眼的一次，是那次被反复提起的绕飞武汉。日机来袭前，他下令己机先低空掠过武汉三镇，再爬升迎敌。在别人眼里这有违兵法，他却清楚，南京丢了之后，人心早已发慌，陪都的百姓需要亲眼看到自己飞机在天上。 那天街头无数人停下脚步，抬头望天，后来还有卖烟的小孩追着车子喊，长大也要去开飞机。 但在密报纸上，这一圈变成了贻误战机。随后，他策划飞机夜航日本九州洒传单，想把战争真相甩到对方后方民众面前，这样的极限远程行动，在敌强我弱的条件下无疑是冒险。国际舆论给了掌声，军统电报里却只剩两个字，冒失。 最致命的是那封声称已经查实他故意误导飞行轨迹的密报。通敌两个字一旦落在档案上，再忠诚也翻不了身。钱大钧通过老部下打听，很快知道戴笠已经动了念头。 这一刻，他想起华清池之后那段被冷藏的日子，也想起自己这些年在军统眼中始终是个“不干净的人”。如果再任由杨若琛胡乱罗织，迟早会重演当年的险局。不同的是，此时武汉已临近生死关头，空军可用飞机不过几十架，指挥层一乱，后果不止是一个人的官帽。 于是就有了那天午后的三辆黑车。 他没有带大队随从，只让司机停在门口，自己摘下手套，大步上楼。二楼办公室里，杨若琛还在擦枪，抬头看到他时，脸色已经发白。枪响之前，两人没有太多对话，因为话已经说在一封封电报里了。 档案柜倾倒，绝密文件散了一地，纸页被鲜血慢慢染红。他收枪，面对走廊里一片惊恐的面孔，只丢下句谁再乱告，结局如此，然后转身离开军统的大门。 这声枪响，震到的不是武汉街头。当地不少商贩暗中拍手，因为这个以通敌名义敲诈勒索的军统副站长早就积怨颇深。真正坐立不安的是远在重庆的戴笠，紫砂壶在他掌心碎成几瓣，他却只能把案子送到蒋介石桌上。 蒋介石看完报告，只写了事已至此四个字。日军正沿长江步步紧逼，武汉外围炮声越来越近，空军的侦察和防空都离不开这个曾经的侍卫长。此时真要顺着军统的火气办事，临阵换将，失的可能不只是一名上将，还有本就岌岌可危的空中防线。 表面上，这件事就这样压了下去，处分不过是停职反省，月余官复原职。暗地里，军统磨刀不止，很快借经费问题把他拉下空军委员会的位置。再往后，为牵制膨胀的军统，蒋介石一度又让他坐上军统局局长的位子，这出反讽大戏，把彼此之间的恩怨写到了极致。 回望这场从华清池延续到武汉的争斗，一边是前线拼死抵御外侮，一边是后方各系统互相告状、争权博弈。钱大钧那一枪，固然有个人恩怨爆发的一面，更折射出一个政权内部监督失范、权力失衡的深层危机。 在那样的年代，有人倒在敌机炮火下，有人倒在自己人枪口前。对普通百姓来说，落在头上的都是同一种沉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