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6年4月26日凌晨1点23分，苏联切尔诺贝利核电站4号反应堆爆炸。这不是天灾，是人祸。一个僵化体制下的官僚主义产物，用60万人的血肉去填补。那些冲进去的人，才是真正的布尔什维克。五年后，苏联解体，戈尔巴乔夫后来承认这场灾难比他的改革更致命。一场本不该进行的实验。 麻烦看官老爷们右上角点击一下"关注"，既方便您进行讨论和分享，又能给您带来不一样的参与感，感谢您的支持！ 那天是星期六，乌克兰普里皮亚季城的居民还在沉睡，没人想到死神已经悄悄推开了门。切尔诺贝利核电站4号反应堆正在进行一项安全测试——模拟断电情况下，涡轮机能否继续供电。这已经是第四次测试了，前三次，全部失败。当晚值班的操作员，是一个25岁的初级工程师，几乎没有任何实操经验。而现场负责人迪亚特洛夫，是个党工出身的干部，通过函授学了点物理知识，此前从未在核电站工作过。 这种人员配置，放在今天简直不可想象。但在那个年代的苏联，"政治可靠"比专业能力重要得多。迪亚特洛夫能坐上这个位置，靠的是党龄和关系网，而不是对核物理的深刻理解。他脾气火爆，独断专行，手下人都怕他。那天晚上，正是他强行下令继续测试，无视了反应堆功率已经严重不稳定的警告。 反应堆的设计本身就有致命缺陷。RBMK-1000型反应堆，为了生产武器级钚，使用了石墨作为慢化剂，这在西方核电站里根本见不到。更离谱的是，控制棒的设计有问题——尖端竟然是用石墨做的，而不是能有效吸收中子的材料。这意味着，在特定情况下，插入控制棒反而会先导致功率激增，然后才下降。这个缺陷，苏联官方早就知道，却一直秘而不宣。为什么？因为承认设计缺陷等于承认整个核电体系有问题，这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是不可能的。 测试本该在白天进行，电力需求低的时候。但基辅的电网调度员不同意，他们需要电力维持城市运转。于是测试一拖再拖，拖到了深夜。操作人员换班了，新来的年轻人对情况不熟悉。迪亚特洛夫急于求成，想赶在五一劳动节假期前完成任务，好向上级邀功。他不断催促，不断施压，把安全规程抛在脑后。 凌晨1点23分，操作员按下了"AZ-5"按钮——紧急停机。控制棒开始插入。但正如那个被隐瞒的设计缺陷所预言的，功率没有下降，反而在几秒内飙升到正常值的100倍。燃料棒破裂，蒸汽爆炸，2000吨重的反应堆顶盖被掀翻，大火冲天。放射性物质直冲云霄，剂量比广岛原子弹爆炸高出400倍。 第一批赶到现场的是消防员。他们没有任何防护装备，穿着普通的棉布制服就冲了进去。瓦西里·伊格纳琴科，25岁，新婚不久。他和其他人一样，以为这只是一场普通的屋顶火灾。他们用水去浇那个已经熔化的反应堆，水瞬间变成蒸汽，带着致命的辐射。这些年轻人在几个小时内就受到了足以致死数千次的辐射剂量。他们的皮肤开始脱落，内脏出血，在极度痛苦中死去。但他们阻止了火势蔓延到相邻的反应堆，避免了更大的灾难。 迪亚特洛夫在爆炸中受了伤，被送往医院。他活了下来，后来被判了十年徒刑，但只服了五年。他在回忆录里为自己辩护，把责任推给设计缺陷和操作失误，从不承认自己的刚愎自用才是导火索。而那些真正救了这座城市、这个国家的人，很多连名字都没留下。 接下来的几个月，苏联政府的第一反应是封锁消息。普里皮亚季的居民在爆炸后的第二天还在街上散步，孩子们在放射性尘埃中玩耍。直到瑞典的核监测站发现了异常辐射，莫斯科才不得不承认发生了什么。即便如此，官方媒体轻描淡写，说"情况已得到控制"。控制？反应堆还在燃烧，放射性云团正在飘向西欧。 清理工作动员了60万人，他们被称为"清理人"。军人、矿工、飞行员、工程师，被征召来执行自杀式任务。有人从反应堆底部钻进去手动关闭阀门，有人在屋顶上徒手清理石墨碎片，每分钟就意味着一年的辐射剂量上限。他们中的很多人后来死于癌症、白血病，或者各种怪病。官方数字说4000人因此死亡，但独立研究估计实际数字可能在数万甚至更高。这些人得到的补偿微薄，很多人连医疗记录都被销毁，无法证明他们的病与切尔诺贝利有关。 我曾在基辅的博物馆里看到过一个清理人的头盔，锈迹斑斑，内侧写着主人的名字和一句话："为了祖国"。那个头盔的主人，一个来自格鲁吉亚的士兵，死时23岁。他的祖国，苏联，在他死后几年就解体了。他的牺牲，他的战友们的牺牲，换来了什么？换来了欧洲免于更大的灾难，换来了人类对核安全的警醒，但唯独没有换来应有的尊重和记忆。 切尔诺贝利暴露了苏联体制的所有顽疾：信息封锁、技术迷信、干部任用上的任人唯亲、对生命的漠视。戈尔巴乔夫后来承认，这场灾难比他的改革更致命，因为它摧毁了人民对体制的信任。当普通民众发现，政府宁愿让他们暴露在辐射中也要维护"稳定"的假象时，那种信任的崩塌是不可逆的。 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讨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