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2年6月，郑洞国被任命为水利部参事，欲举家北上，妻子陈碧莲却不愿从，理由是她是南方人，不习惯北方的气候。郑洞国向来不愿强人所难，于是独身北上。一年后，妻子来信提出离婚的要求，郑洞国很是伤心气愤，但不愿为难她，也就签了字。 郑洞国早年接受传统教育，十六岁参加五四运动相关活动，1924年考入黄埔军校第一期。毕业后他先后参加东征、北伐，逐步升任营长、团长。1933年长城抗战期间，他率部在古北口等地作战，成为较早对日作战的将领之一。 全面抗战爆发后，他历任第二师师长，参与保定、台儿庄、武汉等战役，后来担任第五军荣誉第一师师长，在昆仑关战役中指挥部队多次争夺阵地。接着他出任新编第一军军长、中国驻印军副总指挥，参与缅北反攻。 解放战争时期，他担任东北保安司令部副司令、东北剿总副总司令、第一兵团司令官、吉林省主席，1948年10月在长春率部投诚。 投诚后他先到上海治疗胃病，期间表达愿意为新中国建设贡献力量。1952年6月，他被任命为水利部参事，这份工作薪酬远低于过去将军时期收入，主要负责相关参议事务。 妻子陈碧莲是郑洞国第二任妻子，两人1933年在南京相识，当时她十七岁。婚后经历战乱，她曾前往印度寻找丈夫，也在长春围城期间关注他的情况。 1952年郑洞国接到水利部参事任命后，计划举家从上海迁往北京。陈碧莲明确表示不愿意同行，理由是自己作为南方人，长期适应上海温和气候，难以接受北方冬天严寒。她提到过去在哈尔滨的经历，认为北京气候同样不适合。 实际上，除了气候因素，当时参事薪水只有两百多到四百元左右，相比郑洞国过去每月数千军饷和特支费，收入大幅减少，陈碧莲习惯的开支水平难以维持。 上海还有她的亲友圈子和生活环境，她选择留在原地。郑洞国没有强迫她改变主意，而是独自北上。 那个年代家庭与事业的冲突很常见，许多人需要在新旧社会转型中做出取舍。 郑洞国独自到北京后，开始在水利部工作，主要参与参事相关事务，逐步熟悉新岗位职责。他偶尔给上海写信说明近况，但回应并不积极。 一年后，也就是1953年，陈碧莲寄来离婚协议书，上面已经签好她的名字，理由还是气候不适。郑洞国收到后签字同意，没有拖延。两人共同走过二十年，从战乱到和平时期，本来有机会在新环境中继续，但最终分道扬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