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风]1938年，特务去小学抓地下党杨文海，谁知刚到校门口，恰巧就碰上了杨文海，特务赶紧拦住了他，杨文海以为自己完了，不料特务并没有对他下手，而是问：“你认识侯振斋吗？” 那天的空气里混着煤烟和粉笔灰的味道，杨文海正抱着一摞作业本往教室走，蓝布长衫的袖口磨出了毛边，脚上的布鞋沾着泥点——他刚从城外挑水回来，学校的水井干涸了。校门口站着两个穿便衣的特务，领口别着青天白日徽章，手插在兜里，眼神像钩子一样扫过每一个进出的人。 杨文海的心跳猛地停了一拍。他认出其中一个特务是军统安插在县城的眼线，外号“瘦猴”，以前在码头当过打手，专干盯梢的勾当。他下意识把作业本往身后藏，可“瘦猴”已经跨步上前，抓住了他的胳膊：“杨老师，别来无恙啊。” 杨文海强装镇定，嘴角扯出个笑：“张探长，您这是……”话没说完，“瘦猴”松开手，从兜里摸出根烟点上，慢悠悠地问：“你认识侯振斋吗？”侯振斋是杨文海的上级，在邻县做地下交通员，两人最后一次联系是一个月前，侯振斋说要来取一份抗日宣传单。 杨文海的脑子飞速转着。“瘦猴”为什么会问侯振斋？是他们内部出了问题，还是故意试探？他盯着“瘦猴”的眼睛，发现对方的眼神飘忽不定，不像审讯时的凶狠，倒像是……心虚？“认识，”杨文海平静地说，“他是我在师范学校的同学，偶尔会通信。” “瘦猴”吐出一口烟圈，笑了：“同学啊，我还以为你们是……”他拖长了音调，没再说下去。旁边的特务不耐烦了：“队长，别跟他废话，直接带走！”杨文海心里一沉，难道刚才的猜测错了？可“瘦猴”抬手拦住了特务，从怀里掏出一张纸条：“这是侯振斋让我给你的，说有重要的事。” 杨文海接过纸条，指尖触到纸条的瞬间，差点叫出声——纸条是用米汤写的，上面只有一个地址和时间：“城南关帝庙，今晚八点。”这是他和侯振斋约定的紧急联络点！原来“瘦猴”根本不是来抓他的，而是奉命来找侯振斋，恰好在校门口撞见了他。 特务们没怀疑，转身要走。杨文海看着他们的背影，手心全是汗——他知道，“瘦猴”迟早会发现纸条是假的，到时候肯定会回来抓他。他赶紧回到教室，把学生们放了学，然后跑到后院，翻墙去了城郊的联络站。 当晚，杨文海在关帝庙等了三个小时，没见到侯振斋，却等来了一个坏消息：侯振斋在邻县被捕了，受审时供出了杨文海的名字。联络站的同志说：“他们明天一早就会来抓你，你得马上转移。”杨文海收拾好行李，把抗日宣传单埋在老槐树下，临走前，他望着学校的方向，心里像被挖空了一样——他舍不得那些学生，舍不得讲台，可他知道，留下来就是死路一条。 后来，杨文海去了延安，在鲁迅艺术学院当老师，教学生们写抗战诗歌。他经常想起那天的情景，想起“瘦猴”问“你认识侯振斋吗”时的眼神。他后来才知道，“瘦猴”其实是中共地下党发展的“双重间谍”，那张纸条是他故意放的，目的是引侯振斋上钩，保护杨文海不被暴露。 侯振斋被捕后，受尽酷刑，可始终没供出其他同志。他在狱中写了首《就义诗》：“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杀了夏明翰，还有后来人。”这首诗后来被谱成曲，在抗日根据地广为传唱。 杨文海在延安的生活很艰苦，可他觉得很充实。他教的学生里，有一个叫小英的女孩，后来成了著名的战地记者，她写的《延安的春天》，让很多人看到了根据地的希望。小英常说：“是杨老师教我拿起笔，当武器。” 这段往事，杨文海在晚年写进了回忆录里。他说：“那天在小学门口，我以为自己要死了，可没想到，那是我新生的开始。革命就是这样，你永远不知道下一秒会发生什么，但只要心里有信仰，就能绝处逢生。” 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讨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