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5年，蒋介石去世前，他拉住儿子蒋经国的手，回忆说：“我这一生，敬重者有一人，畏惧者有两人。”他说的这3人是谁呢？ 病房里很静，只有氧气机发出轻微的嘶嘶声。蒋介石靠在床头，脸色灰白，手背上插着输液管，可眼神还像年轻时那样锐利。蒋经国坐在床边，握着父亲的手，能感觉到那层皮已经松了，可骨节还是硬的。窗外是台北的夜，雨淅淅沥沥，打在玻璃上，像敲在人心上。 “经国，”蒋介石开口，声音像砂纸磨过木板，“我这一辈子，活了快九十岁，见过的人不少，可真正让我从心里敬重的，只有一个。”蒋经国屏住呼吸，他知道父亲要说的是谁。蒋介石顿了顿，一字一句地说：“毛泽东。” 蒋经国愣了一下。他没想到父亲会提起这个名字，更没想到会用“敬重”两个字。他记得小时候，父亲在家里很少提毛泽东，只说“共匪”，可现在，父亲说：“毛这个人，有胆识，有谋略，能把一盘散沙的中国人聚起来，推翻了北洋，打败了日本，连我也输给他。他不是靠运气，是靠脑子，靠毅力。” 蒋介石闭上眼睛，似乎想起了当年的战场。辽沈战役时，他的部队被解放军分割包围，锦州失守，沈阳告急，长春的守军成建制投降。他坐在南京的总统府里，看着地图上的红箭头，气得把茶杯摔在地上：“毛泽东的兵怎么这么能打？”后来到了台湾，他经常看毛泽东的文章，《论持久战》《矛盾论》，有时候还让秘书念给他听。他说：“毛的文章，有水平，有见地，我不如他。” “那畏惧的两人呢？”蒋经国问。蒋介石睁开眼睛，目光变得复杂：“一个是周恩来，一个是邓演达。” 周恩来这个名字，蒋介石太熟悉了。1924年，他们在黄埔军校共事，周恩来是政治部主任，蒋介石是校长。那时候周恩来才二十多岁，却能把全校的政治工作做得井井有条，学生们都服他。 蒋介石记得有一次，军校举行阅兵式，周恩来讲完话，全场掌声雷动，连旁边的教官都忍不住鼓掌。蒋介石站在台上，看着周恩来的背影，心里既欣赏又不安——他知道，这个人有朝一日会成为他的对手。 后来的事实证明，他的担心没错。西安事变时，周恩来代表共产党去谈判，蒋介石被扣押在西安，吓得魂飞魄散。他以为周恩来会趁机杀了他，可周恩来却劝张学良、杨虎城放了他，还说：“只要蒋先生答应抗日，共产党愿意拥护他做领袖。”蒋介石回到南京后，对身边的人说：“周恩来这个人，滴水不漏，和他打交道，我得小心再小心。” 解放战争后期，周恩来在北平主持和平谈判，蒋介石派张治中去谈。周恩来拿出一份拟好的《国内和平协定》，条款很苛刻，可态度很诚恳。张治中回来跟蒋介石汇报，蒋介石拍着桌子骂：“周恩来这是在逼我！”可骂归骂，他心里清楚，周恩来的目的是和平，是不想让百姓再受战乱之苦。后来国民党拒绝签字，周恩来笑着说：“那就打吧，打到最后，我们会赢。”果然，没过多久，解放军就渡过了长江。 邓演达的名字，蒋经国听得少一些。他是国民党左派，早年跟着孙中山闹革命，跟蒋介石是黄埔军校的同学，关系很好。可后来，邓演达反对蒋介石独裁，主张联俄联共扶助农工，蒋介石就把他抓了起来。1931年，邓演达在南京被秘密杀害，年仅36岁。 蒋介石说起邓演达时，眼里有一丝愧疚：“择生（邓演达的字）是个好人，有理想，有能力，就是太固执。他总说我不该清党，不该搞独裁，可我那时候被权力蒙了心，没听他的。后来他死了，我才明白，他是为我好，为国家好。”蒋经国想起小时候，父亲偶尔会提到邓演达，说他“可惜了”，“是个栋梁之材”。 病房里的氧气机还在响，蒋介石的声音越来越弱：“经国，你要记住，这三个人，一个是我佩服的对手，两个是我得罪了的君子。以后做人做事，要多想想他们的长处，别学我当年的固执。”蒋经国点头，眼泪掉在父亲的手背上：“爸，我都记住了。” 1975年4月5日，蒋介石在台湾病逝。临终前，他拉着蒋经国的手，又说了一遍那三个人。蒋经国后来在日记里写道：“父亲的一生，有过辉煌，有过失败，可他能正视自己的对手和过错，这一点，我很敬佩。” 如今，几十年过去了，海峡两岸早已不是当年的模样。可蒋介石临终前的这句话，依然被人们提起。它不仅是对三个历史人物的评价，更是一个时代的注脚——在那个风云变幻的年代，有人凭胆识开创历史，有人凭智慧书写传奇，也有人因固执留下遗憾。而我们，能从这些故事里学到的，不仅是历史的真相，更是做人的道理。 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讨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