洞房夜新娘发狂撕书稿，知青丈夫却笑了：我就喜欢这样的！ 1979年，上海知青戴建国不顾反对娶了一农村女子，谁知娶回家当晚，妻子就大喊大叫，冲过去一拳将他打得流鼻血，撕了他书稿，事后，岳母叹气道：“你丢下她，自己回上海生活吧！”哪料他却眯着眼笑道：“没事，我喜欢！” 这事儿放在当年，谁听了都得摇头。那晚的婚房简直乱了套，新娘秀兰就跟发了疯似的，把戴建国那些宝贝书稿撕得满天飞。 邻居们挤在门外听动静，七嘴八舌议论开了。“这上海来的知青脑子坏掉了吧？”“好好的城里小伙子，偏要娶个疯姑娘！” 秀兰的母亲站在门边抹眼泪，声音都在发抖：“建国啊，秀兰这病时好时坏的。你今天也看见了，她发起病来六亲不认。你回上海去吧，我们不拖累你。” 戴建国擦掉鼻血，蹲下身一片片捡起破碎的稿纸。纸上是他花了好几年写的农村调查报告，每个字都是心血。可他抬起头时，脸上竟然挂着笑：“妈，我真喜欢秀兰。她今天这样，我心里反倒踏实了。” 这话把所有人都说愣了。 秀兰这时候安静下来，蜷在墙角，眼神涣散。她发病时像换了个人，平时那个温温柔柔、会给他纳鞋底的姑娘不见了。戴建国知道她为什么这样。十年前，秀兰的父亲被批斗，她眼睁睁看着父亲被人拖走，一夜之间就落下这个病根。时好时坏，村里人都叫她“疯姑娘”。 戴建国是1970年下乡到这里的上海知青。刚来时细皮嫩肉，连锄头都握不稳。是秀兰一家帮衬他，教他种地、生火做饭。有次他发高烧，秀兰守了他三天三夜，用湿毛巾一遍遍给他擦身子降温。那时他就想，这姑娘心眼真好。 可爱情这事儿，在当年讲究的是“门当户对”。知青返城潮开始后，同伴们都劝他：“你傻啊！马上能回上海了，娶个农村姑娘还是疯的，这辈子就搭进去了！” 戴建国不是没动摇过。回上海，意味着回到熟悉的生活，有工作安排，有家人照应。留下来，前途渺茫，还要照顾一个生病的妻子。但他忘不了秀兰清醒时那双清澈的眼睛，忘不了她省下口粮偷偷塞给他的样子。 婚礼简简单单，戴建国穿着洗得发白的中山装，秀兰穿了件红褂子。谁也没想到，洞房夜会闹这么一出。 第二天，村里人看见戴建国在河边洗被单，上面有血迹。有人凑过来试探：“建国，后悔了吧？” 戴建国拧干被单，晒在绳子上：“后悔啥？我娶的是秀兰这个人，好的坏的都娶了。” 日子一天天过，戴建国发现秀兰发病有规律。每到阴雨天，或者听到吵架声，她就容易犯病。他学会了怎么安抚她，什么时候该抱住她，什么时候该保持距离。他还自学了针灸，在县城老中医那儿软磨硬泡学了半年，回来给秀兰扎针缓解。 慢慢的，秀兰发病次数少了。清醒的时候，她会红着眼睛摸戴建国脸上的伤疤：“我又打你了？” “没事，不疼。”戴建国总是笑着。 1983年，知青可以大批返城了。上海家里来信催了好几次，说给他在纺织厂安排了工作。戴建国把信收起来，继续在村里小学当民办教师。秀兰的病需要稳定环境，不能受刺激，他清楚得很。 有人替他可惜：“你可是上海人，有大好前途！” 戴建国在黑板上写下“责任”两个字，转身对学生说：“今天咱们讲这个词。” 他课余时间重新整理那份被撕毁的调查报告，秀兰安静地坐在旁边帮他抄写。她的字很工整，一笔一划，写得比戴建国还认真。那份报告后来寄到省里，竟然引起重视，县里根据建议改进了几个村的种植结构。 1985年夏天，秀兰怀孕了。医生担忧地说她的身体状况不适合生孩子，风险太大。秀兰摸着肚子，眼神异常坚定：“我要给建国家留个后。” 怀孕期间，秀兰的病一次都没犯。戴建国提心吊胆地守了九个月，直到女儿平安出生。小家伙哭声嘹亮，健康得很。秀兰抱着孩子，眼泪吧嗒吧嗒掉：建国，谢谢你没丢下我。 戴建国也哭了，这个经历过批斗、下乡、困苦都没掉泪的男人，抱着妻女哭得像个孩子。 女儿三岁那年，上海来了政策，知青家属可以随迁落户。戴建国带着秀兰和女儿回到上海，住在弄堂里的小房子里。秀兰不适应城市生活，有段时间病情反复。戴建国辞了厂里的工作，在家附近摆了个修车摊，方便随时照看妻子。 弄堂里的邻居开始也指指点点，时间长了，都被戴建国的耐心感动。早晨常看见他牵着秀兰的手买菜，傍晚一起接女儿放学。秀兰清醒时手巧，会做漂亮的虎头鞋，邻居们争着要买。 2008年，女儿考上复旦大学。戴建国和秀兰去参加开学典礼，合影时，她紧紧握着丈夫的手，笑得很甜。 有人问戴建国这一辈子值不值。他想了想说：“值啊。我娶了个好妻子，生了个好女儿。人这一生，不是看你得到多少，而是看你守住多少。” 其实想想，那个年代像戴建国这样的人不少。他们可能没做出惊天动地的大事，只是在生活的洪流中，紧紧抓住了自己认为对的东西。现在的年轻人总说“不将就”，可真正的“不将就”不是挑剔别人，而是在选择之后不轻易放弃。戴建国当年那句“没事，我喜欢”，背后是多少人做不到的担当。 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讨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