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武汉女大学生吴明珠，放弃了城里的工作，趁父母不注意，连夜逃往新疆，父亲称要与她断绝关系，母亲气得生了3天病，谁知几年后女孩回家，父母两人却目瞪口呆。 那个年代的火车开得慢，从武汉到乌鲁木齐要晃荡整整七天。吴明珠蜷在硬座车厢角落里，怀里揣着本边角卷起的《新疆图志》。同车的大娘问她：“姑娘，投奔亲戚去？”她摇摇头，眼睛盯着窗外渐变的景色，江南的水田不见了，换成黄土塬，再换成戈壁滩。大娘咂咂嘴：“傻不傻，城里人不当，往那苦地方钻。” 她真不是一时冲动。大三那年在学校图书馆，她翻到一本西北农业考察报告，泛黄的照片里，维吾尔族老人捧着的哈密瓜裂开一道口子，蜜汁快从纸页里淌出来。那一瞬间她突然觉得，自己学了四年的园艺学，要是种不出比这更甜的瓜，这辈子算白活了。毕业分配表下来，系主任特意找她：“留校名额给你留着呢。”她低头填了“新疆”，墨迹晕开像颗种子。 到吐鲁番的头一个月，她住在老乡家的土坯房里。晚上风沙拍得窗户哗哗响，早上被窝里能抖出半捧沙。她用毛巾包住头脸，跟着当地技术员在火焰山脚下转。四十多度的地温烫得胶鞋底发软，她蹲在瓜田里做记录，汗滴在笔记本上，字迹都洇成了小太阳。 最难熬的是第二年春天。试验田的瓜苗刚冒头，一场黑风刮了整夜。天亮了跑去看，薄膜撕成碎条，嫩苗全趴在地上。她跪在田埂上，手指抠进滚烫的沙土里，指甲缝塞满黑泥。维吾尔族老阿爸走过来，递给她一块馕：“丫头，土地爷考验人呢。”她抹把脸，接过馕狠狠咬了一口。 第三年夏天，她的第一代改良瓜成熟了。摘瓜那天，公社来了好多人。刀刚切下去，“咔嚓”声脆得让人心头一颤，红瓤淌着蜜汁。大队书记尝了一块，愣了半天，突然用维语喊：“亚克西！真亚克西！”那天晚上，她在实验日志上写：“今日瓜糖度14.2%，较本地品种提高3.7%。”写完合上本子，听见远处传来都塔尔的琴声。 收到家信是九月的事。母亲在信里写：“你爸上月住院，梦里喊你小名。”信纸被她的手汗浸湿了个角。她请了假，背着一麻袋瓜坐上东去的火车。这次只用了六天，新修的铁路快了。 推开家门时是傍晚。父亲正戴着老花镜看报纸，听见动静抬起头。母亲从厨房探出身，手里还拿着锅铲。两个人都定在那里，像突然断了发条的钟。 她放下麻袋，袋口松开，滚出几个青皮带网纹的哈密瓜，最大的那个怕有十来斤。厨房飘来红烧鱼的香味，和她离家那晚一模一样。父亲慢慢站起来，走到麻袋前，弯腰抱起一个瓜，手指抚过那些密密的网纹，突然转身朝厨房喊：“老太婆，拿刀来！” 瓜切开时发出的脆响，让母亲的手抖了一下。那是种很奇怪的声音，又清亮又厚实，像把整个夏天的阳光都封在里面了。父亲先尝了一口，没说话，又吃了一大口，汁水顺着下巴流。他突然起身翻抽屉，找出吴明珠大学时的获奖证书，把瓜籽一颗颗摆在证书上，摆得整整齐齐。 那晚母亲做了八道菜。父亲破例喝了酒，喝到第三杯时忽然说：“那年你说要去种瓜，我以为你疯了。”他停了一会儿，筷子在鱼身上戳了戳，“现在想想，疯的是我们这些觉得自己不会疯的人。” 吴明珠后来在新疆待了六十多年。培育出三十多个瓜种，有的品种甜度超过18%。她总说最难忘的还是那次回家，父亲把瓜籽收进铁盒时说：“这得留着，万一将来你想种回武汉呢。”其实她明白，父亲收起的不是瓜籽，是他曾经折断又悄悄接起的理解。 如今吐鲁番的瓜田边上立着块牌子，上面写的话挺有意思：“最好的种子，往往发芽在最意想不到的地方。”当年那个连夜西逃的姑娘，带走的何止是一腔热血，她带走的是长江水浇灌过的梦想，把它种进了戈壁滩。而土地给的回报，甜得让所有反对声都变成了掌声。 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讨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