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历史上最神秘的案件之一，罪犯抢走三亿日元后，案子一直未破 1968年冬天的东京，天冷得让人缩脖子，12月10日上午九点半，日本信托银行的运钞车像往常一样驶出，车里装着东芝工厂两千多名工人的年终奖，总共两亿九千四百万日元，司机和三名银行职员谁也没想到，这趟平常的押运，会成为日本历史上最神秘的悬案。 事情得从四天前说起，12月6日，银行经理收到一封恐吓信，威胁不交三百万日元就炸他的家。警方在交货点埋伏了五十个人，结果犯人没露面。 这事儿让银行上下人心惶惶，谁也没料到，这只是真正行动的幌子。四天后的运钞车上，职员们还在议论那封恐吓信，突然被一个骑摩托车的“警察”拦住。 这人说银行行长家被炸了，运钞车可能有炸弹。因为刚经历过恐吓事件，四个人二话不说下了车。“警察”爬上车底，突然冒烟大喊“爆炸了”，等职员们回过神，运钞车已经开走了，现场留下的摩托车，是雅马哈改装的——当时日本警用摩托都是本田，这细节没人注意。 警方接到报警后，十五分钟封锁全东京，出动一万三千人搜查，但他们漏掉了最关键的一环：犯人早计划好换车。运钞车被遗弃在树林里，三个保险箱不翼而飞。 附近目击者曾看到一辆红色卡罗拉，四个月后这辆车在停车场被发现，车里保险箱空了，泥土检测显示来自国分寺恋洼的杂木林——那片林子搜了无数次，什么都没找到。 现场遗留的120件物品，起初让警方乐观。鸭舌帽上的汗液能验血型，可警察们轮流试戴，破坏了物证；扩音喇叭上粘的4毫米报纸碎片，追了两年查到爱媛县的造纸厂，订阅记录却被销毁了；雨披是十年前停产的款式，袖口有熨烫痕迹，洗衣店标记被洗掉了。 最讽刺的是饼干盒——犯人用它冒充警察文件盒，后来发现真文件盒在摩托车店就能买到，这说明他对警用装备并不熟悉，可能只是看过照片。 多摩农协的九封恐吓信，和银行恐吓信出自同一人。信里用“运转者”而非“运转手”，喜欢加空格和点线符号，还有电话公司术语“コン柱”。 这些细节暗示犯人可能从事电信相关工作，或者刻意模仿。更奇怪的是，恐吓信里提到“横须贺那桩事”，指向六天前的电车爆炸案，仿佛犯人在炫耀关联犯罪。 搜查中出现过无数可疑人物，1971年，警方根据少年S的照片制作模拟像，却发现四名职员此前见过这人，证词可能被污染。 被盗的本田摩托有跳火故障，犯人放弃改装，转而用雅马哈——这说明他可能懂点机械，但技术不精。被盗的三辆天际线轿车里，有赛马杂志、赛艇广告，还有女人的耳环，让人猜测同伙中有女性或同性恋者，但始终没证据。 最致命的疏漏是时间差。案发当天是年底警戒第一天，警力分散在商场、车站，没人料到犯人会在上午作案。运钞车被劫后三十分钟，东京才进入紧急状态，而犯人早已换车逃离。 保险公司赔付了三亿，警方追查七年花了九亿，最终在1975年因时效到期结案。2010年测算，那三亿日元相当于现在的三十亿，购买力至今仍是日本之最。 五十八年过去，案件细节仍被反复推敲。犯人为什么用烟雾弹而非真炸弹？因为不想伤人，还是怕暴露火药来源？雨披上的熨烫痕迹，是家庭主妇的习惯，还是犯人自己烫的？ 最让人困惑的是，所有遗留物品都是被盗或量产的，没有一样指向个人——仿佛犯人提前半年就在收集“干净”的工具：11月偷摩托车，12月1日偷卡罗拉，作案前一天把假摩托藏在高中空地。他甚至算好了运钞车路线，必经府中监狱后面的小路，那里行人少，方便逃跑。 有人说犯人是单独行动，有人说是团伙。车衣打结方式不同，暗示多人参与；但恐吓信里的“俺们”也可能是单数的口语习惯。东芝工厂的奖金用现金，是因为那年头银行卡没普及，谁也没想到会有人盯上运钞车。此案后，日本运钞车开始配枪，企业改用转账——犯人意外的推动了社会进步。 现在回想，犯人最厉害的是心理战。先用恐吓信制造炸弹恐慌，让职员们本能逃跑；假扮警察时，利用了“权威不容置疑”的心理，四个大男人没一个要求看证件。 现场目击者众多，却没人记住他的长相——因为“警察”的制服和动作，让人自动忽略细节。那些看似粗糙的破绽（雅马哈摩托、饼干盒），反而成了保护色，让警方在无关细节上浪费几十年。 直到今天，东京警视厅仍保留着案件档案。偶尔有老人打电话说“我父亲临终前承认了”，但DNA比对都对不上。时效过了，真相可能永远埋在1968年的冬天。 或许犯人早就去世了，或许他改名换姓成了某个普通老人，偶尔在电视上看到自己的案子，想起那个清晨的烟雾，和三亿日元的重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