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8年，外交天才顾维钧被骗回国与张润娥完婚，而他却在母亲房中躲了两晚，没想到第3天晚上张润娥找他同寝，顾维钧不肯碰她，还说：“房间够大，床也很宽敞，你一个人睡足矣，从此沙发是我的。” 顾维钧少年时家道贫寒，若不是一次串门，命运也许完全不同。那是1901年，他跟着父亲去拜访相术名家张衡山。张衡山一见这个孩子，便断言他“日后必有大成”，当场提出结亲。 顾家本就与张家有来往，又正为孩子前途犯愁，这门亲事几乎没费口舌就定了下来，12岁的顾维钧和10岁的张润娥成了娃娃亲。 此后几年，张衡山既当“岳父”，又当“恩主”，掏钱供他读圣约翰，再远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甚至不惜变卖祖业，只为替这个准女婿铺路。 顾维钧在大洋彼岸读的是国际法和外交，身边是新观念、新世界，他的眼界越扩，心里对家里那桩包办婚姻就越排斥。 大学第三年，父亲来信催他回国完婚，还以绝食相逼。顾维钧只好从纽约赶回上海。1908年秋，静安寺路张家大宅张灯结彩，婚宴热闹非凡，唯独新郎从头到尾板着一张脸。 有人记得，那晚他连交杯酒都没有喝完就缩进母亲房里，头两夜干脆睡在母亲床边，第三晚被逼回新房后，也只是指指大床说一句“床够大，你睡床，我睡沙发”。从一开始，这段婚姻就写满了冷淡和疏离。 张润娥裹着小脚，读书不多，却极守本分。她看得出丈夫心不在自己身上，却不吵不闹，只是默默把床让出来，自己睡在一旁的躺椅上。 成婚没几天，顾维钧再次赴美，先在纽约住留学生公寓，口头上宣讲男女平等、婚姻自由，又把张润娥称作“妹妹”，托付在费城一对德裔老夫妇家中补习英文。她整日躲在屋里绣花，慢慢学会出门买东西、用英语与人开口，却始终走不进丈夫的世界。 从把她送往费城那一刻起，他就在寻找体面抽身的办法。辛亥前后，他结识了外交总长唐绍仪的女儿唐宝玥，两人一拍即合。 为了争取自由婚姻，他写长信给岳父，痛批包办婚姻是封建余毒。信送回上海，张衡山气得中风卧床，不久便撒手人寰。 离婚过程里，顾维钧用上了自己学来的法律本领，让张润娥亲笔抄写数份协议，写明“双方自愿解除婚约”。张家仆人后来回忆，小姐签字时眼泪滴得墨迹都化开了。 顾维钧在信中承诺，会继续负担她在美国的学费，或者让她回国与顾家同住，也可以回娘家自主安排财物。他在回忆录里把这称作一场“友好分手”，赞她温柔宽厚。 但对张润娥而言，这却是人生的断崖。她远在异乡两年，刚学会用另一种语言与世界打交道，便在一纸协议前把这段关系亲手划上句号。 回国后，父亲因忧愤郁郁而终，她心灰意冷，最后选择削发为尼，在静安寺旁的小庵里度过后半生。 多年以后，寺庵拆迁，人们在她的陪嫁箱里发现大红嫁衣仍叠得整整齐齐，金线鸳鸯依旧鲜亮，这只尘封的箱子后来被放进博物馆，默默讲述着一个人的爱与不甘。 而另一边，顾维钧借着这段“自由婚姻”迅速上升。1912年，他成了袁世凯的英文秘书，1913年正式娶唐宝玥，随后又出任美国公使，成为当时最年轻的中国使节。 之后的几十年里，他又先后与印尼富商千金黄惠兰、名门闺秀严幼韵结婚，前两段婚姻或因性格、或因生活方式最终走散，只有晚年与严幼韵的结合，在远离权力漩涡之后，显得少有功利气息，更接近他口中的“真爱”。 作为外交家，顾维钧的履历辉煌，谈判桌上为国家争到过不少利益；可在最早那段婚姻里，他用法律语言争取了体面的自由，却很少正视一个女子从十岁订亲到晚年出家这一生的代价。 新旧观念交锋的年代，他是高举自由旗帜的“先行者”，也是让传统女子坠入深渊的那只手。等到他在回忆录里轻描淡写道出“她很宽容”时，祇园庵里那个安静的身影，早已把所有委屈锁进一只旧衣箱，再也没有机会亲口说出自己的故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