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后悔！”2002年，武汉一老师询问女学生，是否与黑人发生过关系，女生当场否认此事，结果没多久，她就得知黑人患有艾滋病。 2002 年 12 月 1 日的武汉，江风裹着湿冷的寒气掠过大学校园，公告栏里刚贴上的红丝带海报还带着油墨味，“相互关爱，共享生命” 的标语在灰色天空下格外醒目。 这一天是第十五个世界艾滋病日，广播里循环播放着防艾宣传曲，而计算机系大三学生朱力亚（化名）攥着一张刚拿到的化验单，指尖冰凉得像浸在江水里。 半年前的春天，武汉刚举办完首届国际旅游节，城市里还留着开放热闹的余温。朱力亚在校园的外语角认识了巴哈马，那个来自非洲的留学生说着带口音的中文，笑起来会露出整齐的白牙。 彼时的武汉高校里，留学生数量还很少，像巴哈马这样主动融入校园生活的外国人并不多见，他带来的异国故事和爽朗性格，很快吸引了一群年轻人围绕。 朱力亚记得第一次聊天时，巴哈马送给她一枚手工雕刻的木质挂坠，说那是家乡的幸运符，阳光穿过香樟树的缝隙落在他身上，让这个春天多了几分特别的色彩。 他们的交往从一起泡图书馆、分享课堂笔记开始，朱力亚帮他补习中文语法。 周末的时候，他们会一起去户部巷吃热干面，巴哈马总说不习惯芝麻酱的味道，却每次都把碗里的面条吃得干干净净。 那时候的朱力亚并不知道，2002 年的中国，青年学生中的艾滋病感染病例虽不算多，但广州等地的学生感染比例已开始上升，而性传播正逐渐成为主要传播途径，这些知识都藏在学校发放的防艾宣传册里，她还没来得及仔细翻看。 变故发生在 10 月的一个下午，辅导员张老师把朱力亚叫到办公室。阳光透过百叶窗斜切进来，在办公桌上投下斑驳的影子，张老师的语气带着几分谨慎：“最近学校在做健康普查，有同学反映看到你和外国留学生走得很近，你有没有和他发生过关系？” 朱力亚的脸瞬间涨得通红，下意识地摇头否认：“没有，我们就是普通朋友。” 她能感觉到心跳得飞快，手心冒出了汗，不知道老师为什么会突然问这个问题，只觉得一阵莫名的羞耻和紧张。 走出办公室时，她看到走廊里贴着手足口病预防通知，却没意识到一场更大的健康危机正在靠近。 一周后巴哈马突然不再来上课，有同学说看到他被救护车接走，后来才从校医院的老师那里辗转得知，巴哈马被确诊为艾滋病患者，已经转入定点医院治疗。 这个消息像晴天霹雳，朱力亚愣在原地，脑子里一片空白，耳边反复回响着张老师的问题，还有自己斩钉截铁的否认。 2002 年的校园里，艾滋病知识普及还不够深入，很多人对传播途径一知半解，朱力亚只知道这是一种很可怕的传染病，却不清楚具体该如何防范。 接下来的日子，朱力亚陷入了巨大的恐慌。她不敢告诉任何人这个消息，每天都在网上搜索艾滋病的相关知识，越看越心惊。 那时候的互联网还不发达，信息零散又杂乱，有说日常接触会传染的，有说一旦感染就只能等死的，这些碎片化的信息让她整夜整夜睡不着觉。 她开始避开人群，以前常去的外语角再也没踏足过，遇到认识巴哈马的同学就赶紧绕道走，课堂上也总是低着头，生怕别人看出自己的异常。 熬到 11 月中旬，朱力亚实在扛不住了，揣着攒了好久的零花钱，偷偷溜去了武汉市疾控中心。那栋楼看着挺普通，可朱力亚走进去的时候，腿肚子都在打颤。 走廊墙上贴着 “自愿咨询、免费检测” 的标语，穿白大褂的医生倒是挺温和，抽血的时候还跟她唠嗑：“小姑娘别紧张，早发现早治疗，照样能活好多年。” 话是这么说，可等结果的那几天，朱力亚觉得每一分每一秒都跟熬鹰似的，饭吃不下，觉睡不着，人都瘦了整整五斤。 拿到阳性化验单的那天，离世界艾滋病日就差一天，朱力亚走出疾控中心，看着街上人来人往，突然觉得自己跟这个世界格格不入。 思来想去，朱力亚还是把实情告诉了张老师。让她没想到的是，张老师没骂她，也没嫌弃她，反而赶紧联系了校医院的防艾专员，还悄悄帮她申请了缓考，让她安心治病。 2002 年的世界艾滋病日，朱力亚没去参加学校的宣传活动，有人问她后悔吗？ 她沉默片刻摇了摇头，表示自己不后悔认识巴哈马，那段日子确实很开心，后悔的是自己当初太无知，连最基本的防艾知识都不懂。 对于这件事，您有什么想说的吗？欢迎评论区留言讨论。 信源：（人民网 2016-12-02 世界艾滋病日：一名艾滋女大学生的故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