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托儿所的女所长去买菜，发现菜贩子有些眼熟，说话时还带有河南口音，经过再三辨认，她发现，此人竟是渣滓洞的所长！ 叶兰英作为重庆本地人，早年从事纺织工作，后因参与地下活动于1948年被捕入渣滓洞监狱。她在那里目睹了看守人员的日常行为，包括严格的点名制度和对犯人的管制措施。释放后，她转任裕华纱厂托儿所所长，主要负责工人子女的教育和生活安排。这份工作让她有机会接触社会底层民众，同时保持了对过去经历的警觉。徐贵林则出生于河南安阳一个贫困家庭，1933年加入国民党军队，从勤务兵起步。1939年进入军统系统，接受过技击训练，担任过蒋介石侍卫和戴笠助手。这些经历让他逐步升迁，到1945年调入白公馆担任看守员，负责犯人监视和搜查任务。 徐贵林在1946年参与处决罗世文和车耀先的具体行动中，负责押送和现场监督。1947年升任渣滓洞看守所长后，他管理手下数十人，实施严苛的监狱规则，包括增加岗哨和禁止犯人间交流。他亲自参与审讯，使用老虎凳和辣椒水等手段对付彭汝中和吴学正，导致他们遭受严重伤害。1949年上半年，他进一步强化警戒，限制犯人活动范围。11月14日，他指挥队伍将江竹筠和李青林等30人押往电台岚垭执行枪决，并处理后续事宜。11月27日大屠杀发生时，他主持会议，返回监狱后以转监为名集中犯人，用机枪扫射造成大量死亡，随后补枪并焚烧房屋以掩盖痕迹。他还下令手下搜集犯人遗物，并发放奖励。 叶兰英在1950年3月的一个早晨前往弹子石菜市场时，注意到了一个卖菜男人的体型和河南口音。这让她回忆起渣滓洞监狱的看守特征，特别是左耳垂的黑痣。她通过多次观察确认了身份。这个男人正是徐贵林，他化名徐天德，在市场维持生计。叶兰英联系了两名幸存难友，她们从不同角度验证了黑痣和口音等细节。确认后，她们向公安局报案，公安机关迅速展开监视行动，记录徐贵林的日常习惯和居住地点在弹子石惠二村57号王德功家。没有发现同伙迹象后，抓捕于3月22日进行，便衣警察接近摊位将其制服，搜出驳壳枪、子弹和匕首。 审讯过程中，徐贵林出示假身份证否认身份。公安机关召集15名幸存者和见证人指认，第一人描述枪杀过程，第二人复述叫嚣话语，导致他供认杀害罗世文、车耀先以及主持大屠杀的罪行。他交代了扫射牢房、补枪和焚烧的具体细节。公安整理证词和物证，形成案卷。1950年5月18日，重庆解放碑前举行公审大会，宣读罪状包括屠杀180多名革命志士和焚尸灭迹。法院判处反革命杀人罪，死刑立即执行。枪决在长江边完成，尸体处理完毕。叶兰英的举报得到表彰，公安继续追捕其他战犯。渣滓洞遗址被保存为教育基地。 徐贵林的早期生涯显示出他从底层士兵逐步攀升的过程。加入国民党军队后，他通过勤务工作积累经验，1939年进入军统接受专业训练，包括格斗和情报技能。这让他在1942年调入重庆技击班，进一步提升能力。他在白公馆时期负责日常监视，经常检查犯人牢房以防止逃脱。升任渣滓洞所长后，他实施分级管理，对不同犯人采用针对性措施，如隔离重要人物。他在1949年事件中表现出极端残忍，不仅指挥屠杀，还亲自参与追杀逃脱者。他的逃亡路径包括混入胡宗南部，被俘后冒充普通士兵逃脱，返回重庆藏匿于岳父家。 叶兰英的经历反映了普通女性在革命中的角色。她从纺织工人转为地下工作者，入狱后坚持立场，出狱后投身托儿所工作，体现了从个人奋斗到社会贡献的转变。她的警觉源于监狱记忆，对看守特征的熟悉让她在市场识别徐贵林。这次发现推动了正义进程，公安的布控确保抓捕顺利，避免了潜在风险。审讯的指认环节突显了集体证词的力量，每位见证人提供具体事实，击溃了徐贵林的抵赖。公审大会的举行体现了新政权对战犯的处理方式，吸引了大量民众参与，强化了法治教育。 渣滓洞监狱作为国民党关押革命者的场所，内部结构包括多间牢房和审讯室。徐贵林管理期间，监狱规则严苛，犯人每日面对点名和劳动要求。他使用刑具的记录显示了对人权的漠视，如老虎凳导致肢体损伤。1949年11月的大屠杀是其罪行的顶峰，造成江竹筠、黄显声和宋振中等人的死亡。事件后，幸存者仅15人，他们的证词成为关键证据。叶兰英作为其中一员，她的报案行动体现了幸存者的责任感。公安的调查过程包括比对档案和笔迹，确认了徐贵林的真实身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