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2月20日凌晨，国民党空军少尉杨保庆趁人不注意，悄悄登上一架停在西安机场的C-46运输机，确认燃料充足后，立即启动飞机在跑道滑行。但杨保庆没想到的是，他很快就迷失了方向，等他发现这一点时，地面群山耸立，飞机油量也已见底，情况万分危急…… 杨保庆这人，是个典型的“老飞”。1922年出生在河北保定，那也是个乱世。为了报国，他硬是背着家里人跑到四川，考进了成都陆军军官学校，后来又进了空军军官学校。这还不算完，因为表现太优异，直接被送到了美国去深造。 那是1944年，他从美国学成归来，开着战机在蓝天上跟日本鬼子拼命。那时候的他，意气风发，觉得只要把侵略者赶跑，好日子就来了。 可抗战胜利后的现实，给了他当头一棒。 他想退伍回家老婆孩子热炕头，上头不批；被迫留在战场上打内战，看着昔日的同胞手足相残，他心里那个堵啊。更要命的是，蒋介石这招儿太损了——为了防止飞行员“生异心”，把他们的家属统统打包送到了台湾省。 这就叫“人质”。 杨保庆的妻子和孩子都在台湾，二儿子水土不服生了重病，他在大陆这边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却一点招儿都没有。这种被扼住喉咙的感觉，只要是个男人都受不了。 转机出现在1949年2月。 杨保庆被派到西安运物资，巧得很，碰上了他的姐夫赵连景。俩人一壶酒下肚，话匣子就打开了。杨保庆把心一横，跟姐夫交了底：“这仗我是没法打了，我要去北平，投奔共产党！” 姐夫也是个明白人，当场拍板支持，还揽下了照顾杨保庆妻儿的重任。有了这层保障，杨保庆把身上所有的积蓄都掏出来塞给姐夫，让他想办法转给台湾的妻子，当做路费。 夫妻俩那是心有灵犀，早就定好了暗语。只要杨保庆这边事儿成了，那边妻子就带着孩子往回跑。 计划有了，就差飞机。 杨保庆是个行家，他知道这一飞就是单程票，没回头路。飞机必须得大，油必须得足。他盯上了那一架C-46型运输机。这大家伙原本是要飞台湾的，油箱加得满满当当，肚子里还塞满了打算运走的4.6吨银元。 1949年2月20日，就是那个惊心动魄的凌晨。 当螺旋桨开始轰鸣，飞机在跑道上滑行的时候，国民党的哨兵才反应过来。可这时候，C-46那巨大的机翼已经切开了夜幕，冲上了云霄。 那一刻，杨保庆的心估计都跳到嗓子眼了。但他没时间庆祝，因为真正的考验才刚刚开始。 他的目标是北平。那时候北平刚和平解放，机场跑道好，导航也清楚。按理说，这就是一脚油门的事儿。 坏就坏在“夜航”加“单人驾驶”上。 C-46这种运输机，标准配置得有好几个人伺候，正副驾驶、领航员、机械师缺一不可。现在杨保庆一个人玩转这庞然大物，还得在黑灯瞎火的夜里辨别方向。 飞着飞着，麻烦来了。 地面上黑乎乎的一片，既没有导航台的信号，也看不清地标。杨保庆心里“咯噔”一下：偏航了。 等他借着微弱的光亮看清地面时，冷汗瞬间湿透了飞行服。底下全是崇山峻岭，哪有北平的影子？更要命的是，油量表上的指针，正毫不留情地指向红色区域——油要空了。 这时候的杨保庆，面临着两个选择：要么跳伞，要么迫降。 跳伞，人能活，但飞机和这一飞机的银元就完了，起义的见面礼也没了；迫降，在群山之中找平地，那基本等于自杀。 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也许是老天爷也被这个汉子的勇气感动了。在燃油彻底耗尽前的最后一刻，他看见了一片河滩。 那是河北唐山的一处河滩。 杨保庆咬紧牙关，死死抓住操纵杆，让这架失去动力的庞然大物在空中盘旋、减速、最后硬生生地拍在了河滩上。 万幸，人机平安。 当他从机舱里爬出来，看着围上来的当地老百姓和随后赶到的解放军时，他长舒了一口气。解放军首长问他：“这飞机上这么多银元，是你带来的？” 杨保庆笑了，指着那堆银元说：“这都是人民的血汗钱，我把它们交还给人民。” 他随后做的一件事，比交银元还要急迫。他按照约定，给远在台湾的妻子发了一封电报，内容只有短短的一句暗语： “我们老二的病好了吗？” 这句话翻译过来就是：我已成功起义，速归！ 他的妻子刘毓璞，那可是辅仁大学的高材生，胆识过人。收到电报后，她二话不说，带着两个孩子，在混乱的局势中，硬是混上了一架从台湾飞往青岛的飞机。 到了青岛还没完，她弄了辆自行车，推着孩子，穿越了国民党的封锁线，一路惊险万分地抵达了已经解放的济南。 这一家人的团聚，简直比电影还要精彩。 后来，杨保庆和妻子都加入了解放军空军。1949年10月1日的开国大典上，当你看向天空，那呼啸而过的机群里，就有杨保庆这些起义飞行员的身影。他们驾驶着战机飞越天安门广场，接受了新中国的检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