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风]1983年，杨洁导演在录音室，突然听到一段很奇葩的音乐，问，“这谁写的，就用这个人 。这就是《西游记》希望的音乐。”音乐编辑却有顾虑，这人没名气啊。这可把杨洁整笑了：我要的又不是名气。 1983年，电视剧《西游记》筹备阶段，此时的杨洁正坐在北京的一间录音棚里愁眉不锁，在这之前，他已经无奈地划掉了七八位在当时响当当的作曲界大咖的名字。 不是因为他们不够优秀，而是太“正”了，那些四平八稳、透着浓浓传统戏曲味的小样总让人觉得差点什么。 就在那一瞬间的空档，录音棚角落里偶然流出的一段试音旋律钻进了她的耳朵，那是一种极其奇怪的混搭：既有东方弦乐的柔美，又突兀地夹杂着当时极其罕见的电吉他和电贝司的轰鸣。 这种在当时绝对算得上“离经叛道”的声音，却意外地制造出了一种雾气缭绕又群猴嬉闹的奇幻画面感，杨洁的神经被击中了，她立刻喊停，指着音响问那个旋律是谁写的。 音乐编辑一脸为难，支支吾吾地抛出了一个完全陌生的名字：许镜清，比起之前那些光芒万丈的备选名单，这个许镜清实在是个“小透明”。 他只是农业电影制片厂的一名作曲，每个月领着49块钱的微薄死工资，平日里最多就是给科教片配个乐，不仅毫无名气，在主流圈子里更显得格格不入。 “我们要找的可不是名气，是真正的音乐。”面对编辑对于作曲者资历的顾虑，杨洁回绝得干脆利落，那一刻，她不仅选定了一个人，更是把自己剧组的听觉命运押在了一次巨大的冒险上。 但这对于许镜清来说，与其说是一次机会，不如说是一次“背水一战”，当时他是个早已年过四十的中年人，在这个圈子的边缘徘徊太久，日子过得紧巴，家里最值钱的乐器不过是一把旧手风琴，当《西游记》的任务真的落到肩上时，他所面对的不仅是创作的压力，还有整个时代保守观念的巨浪。 最先让他碰壁的就是那首著名的片头曲《云宫迅音》，当时手里没有剧本，全靠着对原著的脑补，许镜清一遍遍写，又一遍遍把自己否定，直到陷入了死胡同。 灵感这东西有时候来得极为荒诞——那是夏天一个闷热的中午，他正盯着窗外发呆，几位经过的民工手里饭盒敲击出的“铛铛”声，杂乱却充满着原始生命力的节奏瞬间劈开了他的脑海。 就是这么几下敲饭盒的声音，在他脑子里演化成了那个足以载入史册的强劲引子，他大胆地用了当时没人敢用的电子鼓点，配合管弦乐和民乐，描绘出了金箍棒捅破天庭的震撼。 然而，当这段极其前卫的作品送到专家组面前时，引发的几乎是众怒。 在那个年代，给四大名著配乐必须讲究“古色古香”几乎是铁律，而许镜清这东西算什么？专家们眉头紧锁，有人说这既没有地域特色也没有时代感，还有人更是尖锐地指出，在古典名著里用西洋电声简直就是亵渎。 这股反对的声浪大到什么程度？连原本负责演奏的中央广播民族乐团一开始都极为抵触，觉得这根本不是“正经玩意”。 甚至连电视台的信箱里，后来也塞满了观众抗议的信件，要求撤换这首“怪模怪样”的主题曲，许镜清在那段时间里灰心透顶，一度都收拾好了行囊准备退出剧组，回去继续写他的农业科教片。 也就是在那个节骨眼上，杨洁再一次挡在了他身前，为了保住这几首歌，她在领导面前力排众议，甚至不惜放出狠话：“如果还按老一套来写，那孙悟空现在还得在天上敲锣打鼓唱京剧呢！” 杨洁把所有的压力都扛了下来，给了许镜清一张在这个“音乐特区”的通行证，在随后的四年时间里，许镜清不知疲倦的在这个剧组里熬出了整整一百多段配乐和十四首插曲。 这十四首歌就像是一幅用音符绘制的取经地图，把师徒四人的喜怒哀乐刻得入木三分，既有《女儿情》那种能把铁石心肠都听软了的柔肠百转，也有《天竺少女》那种至今听来都让人忍不住晃动肩膀的异域风情，他甚至还敢把东北二人转的调子揉进神话里，于是便有了《上任弼马温》。 这在当年被视为“大杂烩”的风格，恰恰成为了《西游记》生命力最旺盛的证明，只是命运总是充满了戏剧性的偏差：作品红透了半边天，作者依旧不为人所知。 这种“作品比人红”的尴尬，直到2016年才迎来了一个迟到的高潮。 那一年，七十多岁的许镜清不得不通过网络众筹的方式，才终于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办起了人生中的第一场作品音乐会。 在筹备期间，面对高昂的场地费，依然有人劝这位老人“省着点花”，把乐队编制缩一缩，但这位憋了半辈子的老头倔强地拒绝了，他说那是对观众等了三十年的一个交代。 而在那个夜晚，当《云宫迅音》的熟悉旋律在大厅里炸响时，全场几千名观众几乎是下意识地起立鼓掌，早已重病缠身的杨洁导演，拖着虚弱的身体也出现在了现场。 在那雷鸣般的掌声中，两位白发苍苍的老人隔空对望，就像三十多年前在那个嘈杂的录音棚里一样，那一刻，时间不仅回答了当年的那些质疑，也补上了那份迟到了太久的敬意。 信源：许镜清与《西游记》音乐的“九九八十一难”新华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