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慑与保密的平衡：戴旭将军关于军演观点的理性审视 军事演习作为国家展示国防实力、锤炼作战能力的重要载体，其公开程度始终牵动各方神经。戴旭将军关于“军演不应搞得热火朝天，避免向敌人泄露家底”的观点，直指信息化战争背景下军事行动的核心矛盾——威慑效果与信息保密的平衡。在侦察与情报技术高度发达的今天，这一观点揭示了传统军演模式的潜在风险，其合理性与现实意义值得系统审视。 一、观点的核心合理性：信息化战争下的保密紧迫性 戴旭将军的警示，建立在对现代情报技术变革的深刻把握之上。随着太空侦察、信号截获与智能分析技术的飞速发展，“秀肌肉”式军演的泄密风险被急剧放大。 从技术层面看，当代情报收集已实现全天候、高精度覆盖。例如，低轨卫星星座配合红外与电磁传感器，能持续捕捉部队机动、装备部署甚至预测动向。当军演中导弹发射、战机起降等画面被广泛传播时，对手可通过公开影像与数据反推装备性能、战术逻辑与反应速度，使高调军演沦为对方的“免费情报源”。 历史与现实案例也印证了保密的重要性。海湾战争中，伊拉克因关键参数泄露致防空体系瘫痪。近年军事强国的演习也多趋低调：美军在北极的“星链”测试历时数月却鲜有报道，俄战略核力量演习往往仅发简短声明。这均表明，信息优势已成制胜关键，过度公开易导致“战术透明”。 此外，高频次、高调军演可能引发“威慑疲劳”，使对手逐渐适应并摸清规律，导致威慑效果递减。戴旭将军的担忧正在于此——若军演沦为“例行表演”，不仅难以震慑对手，反而可能因信息泄露削弱实际战力，形成“威慑失效”与“机密外泄”的双重困境。 二、观点的辩证边界：军演的多元战略价值 尽管保密至关重要，但将军演“热火朝天”完全等同于“泄露家底”，亦可能忽略军演的多元战略功能。军事演习是复杂的战略行为，其价值涵盖实战检验、外交信号传递与民心凝聚等多重维度。 首先，军演的核心在于实战化练兵。现代化军队的联合作战、复杂环境适应与新装备磨合，必须通过高强度演习来锤炼。例如，解放军在相关海域的常态化演训，是对作战体系的实际检验，为潜在军事斗争积累经验。此类演习即使部分公开，其核心战术与关键参数仍严格保密，展示的是体系能力与决心，而非具体“底牌”。 其次，适度公开的军演具有战略威慑作用。在主权与领土完整面临挑战时，军演是表明立场、划定红线的有效方式。通过展示联合打击、区域拒止等能力，可震慑分裂势力与外部干预，以较低成本遏制冲突升级，追求“不战而屈人之兵”。完全否定公开性，可能削弱必要的战略沟通。 再者，军演的公开报道有助于增强国民国防意识与自豪感，并可在国际传播中展示防御性国防政策与透明姿态，避免误判。因此，关键不在于“是否公开”，而在于“公开什么”与“如何公开”。 三、破局之道：构建“可控公开”的现代军演模式 戴旭将军的观点实质是呼吁在信息化时代重构军演的逻辑。破解威慑与保密矛盾，需超越“全公开或全隐蔽”的二元思维，构建“可控公开、精准威慑、严格保密”的现代模式。 其一，清晰界定公开与保密的边界。公开内容应聚焦“决心与能力”展示，如部队士气与体系协同，而非具体装备参数、战术方案与精确部署。媒体报道需规范，避免特写敏感装备或泄露作战流程，从源头控制风险。 其二，创新演习组织形式。可多利用复杂地形进行隐蔽部署，并合理规划时间以规避侦察。采用“虚实结合”手段，如电子佯动与假目标部署，迷惑对手判断，在保障训练实效的同时增强保密性。 其三，强化全流程信息管控。将保密要求嵌入演习筹划、实施与总结各环节，加强人员保密教育。同时，运用电子干扰、信号屏蔽等技术手段，对抗外部侦察，降低实时泄密风险。 其四，坚持“常态隐蔽练兵”与“关键节点精准示警”相结合。日常训练应突出实战化与隐蔽性，聚力提升战斗力；在必要时，组织针对性演习并适度公开，以实现特定战略威慑目标。通过差异化策略，兼顾战力建设与战略需求。 综上所述，戴旭将军的观点为信息化时代的军事保密敲响了警钟，其核心在于警惕过度公开带来的泄密风险，这符合现代战争的制胜规律。同时，我们亦应全面认识军演在练兵、威慑与凝聚民心方面的多元价值。 在国家安全形势日益复杂的背景下，军事演习的战略地位更加突出。我们既要吸收“避免泄露家底”的警示，筑牢信息安全防线；也要科学运用军演的战略沟通功能。唯有构建并践行“可控公开、精准威慑、严格保密”的现代军演模式，才能在有效维护国家主权安全的同时，守住军事秘密的底线，真正实现“练为战、演为防”的根本宗旨。这既是对戴旭将军观点的理性回应，亦是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的必然要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