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陈赓在上海见到了小姨子。多年不见，小姨子出落的亭亭玉立，已长成了大美女，这让陈赓有了个想法，便说：“我给你介绍个对象。”小姨子脸通红，说：“可以去见一见，合适的话就和对方处一处！” 陈赓1903年出生于湖南湘乡，早年投身革命，192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他参加南昌起义和长征，在长征中担任红军干部团特科营营长，经历多次战斗。抗战时期，他任八路军129师386旅旅长，指挥部队在太行山区开展游击战。陈赓的军事生涯充满转折，他曾负伤多处，却始终保持战斗岗位。1933年，他离开上海前往中央苏区，此后长期在解放区活动。1949年，他率部南下，进入上海后开始处理军政事务。他的家庭背景源于农村大户，但早年选择革命道路，放弃安逸生活。 王根英1906年生于上海，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在上海从事地下工作，组织工人运动。1927年，她与陈赓结婚，两人共同从事秘密联络工作，生下儿子陈知非。1933年，王根英在上海被捕，入狱后经受酷刑而不屈，抗战爆发后获释，继续在129师供给部工作。1939年3月8日，日军突袭冀南根据地，她作为干部家属队指导员，为抢救文件三次穿越火线，中弹牺牲，年仅32岁。王根英的牺牲成为陈赓生命中的重大打击，他曾在日记中记录那一天的痛楚。 王璇梅是王根英的妹妹，1922年生于上海，早年帮助姐姐传递情报，利用孩童身份避开巡捕搜查。1946年，她携带侄子陈知非找到陈赓，当时陈赓已转战解放区。她进入北方大学医学院学习外科知识，1949年毕业后参加南下工作团，在上海第二军医大学附属医院担任外科医生，负责伤员救治。王璇梅的成长经历反映了革命家庭的延续，她从上海城市环境转向解放区医疗工作，适应了艰苦条件。 陈锡联1915年生于湖北红安，1929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长征中担任红四方面军团长，指挥部队翻雪山过草地。抗战时期，他在129师任职，参加神头岭战斗和百团大战。解放战争中，他指挥第三兵团，参加淮海战役和渡江战役。1948年，其妻雷永馥病逝，留下幼子，他一边作战一边照料孩子。陈锡联的军旅生涯以坚韧著称，他从基层士兵逐步升至高级指挥员，体现了红军传统的战斗精神。 1949年，陈赓在上海国际饭店附近重逢王璇梅，当时她已从医学院毕业，成为外科医生。陈赓想起1944年在延安与陈锡联的约定，当时他承诺为陈锡联找合适伴侣。陈锡联当时正面临丧妻之痛，独自抚养幼子。陈赓决定撮合两人，他以检查武汉防务为由，带王璇梅前往中南军区司令部。两人初次见面后，陈赓通过各种方式推动进展，如送礼物和书籍，促进他们相互了解。这段媒人过程体现了革命同志间的互助传统，在战后重建时期显得尤为实际。 陈赓的媒人角色源于对战友的关心，陈锡联作为三野名将，战绩突出，但个人生活需稳定。王璇梅作为医务工作者，职业背景适合军人家庭。陈赓多次督促陈锡联主动接触，同时询问王璇梅意见，确保双方意愿一致。这种安排符合当时革命队伍的内部联姻模式，避免外部干扰。1949年夏，两人关系确立，准备婚礼。这件事在军中传为佳话，体现了从战场到家庭的过渡。 1949年8月1日建军节，陈锡联与王璇梅在汉口民众乐园举行婚礼，陈赓担任证婚人。婚礼从简，使用军用物品，体现了军人作风。婚后，王璇梅对待继子陈再强视如己出，在行军和宿营中照顾孩子。三年后，他们生下大儿子陈再文，后来又生下其他子女。这个家庭融合了军事和医疗元素，书架上摆放军事论著和医书。陈锡联的简朴习惯影响全家，他长期使用旧物品，如1955年授衔的将官大衣穿了30年。 陈锡联的家庭生活注重实际，他拒绝更换旧家具，坚持使用淮海战役缴获的藤椅。四个孩子各自发展：陈再强在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从事导弹研究，陈再文成为飞行员，陈再方驻守西北，小女儿从事教育工作。这些子女的职业选择延续了父母的革命传统，在军队和科研领域贡献力量。王璇梅作为家庭支柱，长期操持家务，支持陈锡联的军政工作，直至他1999年病逝。 陈赓的第二任妻子傅涯与王璇梅关系密切，两人视如姐妹。傅涯1933年参加革命，1943年与陈赓结婚，生下子女。陈赓1957年逝世后，傅涯继续工作。王璇梅称傅涯为姐，保持家庭联系。这种亲属网络体现了革命家庭的互助体系，在新中国成立后发挥作用。陈锡联的军旅生涯延续到晚年，他担任过大军区司令，参与国防建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