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0年，张自忠身中9枪倒在血泊中，一名日本兵向他冲来。本以为对方已经牺牲，却没想到张自忠踉踉跄跄又站起身来，对他怒目而视，吓得日本兵当场呆若木鸡。 1940年5月，日军调集了15万大军，搞了个“枣宜会战”。 他们的目标很明确，就是要掐断长江的交通线，直接威胁当时的战时首都重庆。 战局非常危急，日军的攻势很猛，很快就突破了国军的防线，开始压迫我军的侧翼。 作为第五战区右翼兵团总司令，张自忠负责的就是襄河的防务。 眼看防线要被撕开，他做了一个让所有人都捏一把汗的决定：亲自带兵渡河，去打敌人后路。 但问题是，他一个集团军总司令，为什么非要自己带这么点人去玩命？ 他当时只带了预备74师和特务营等两千多人。要知道，他面对的可是数倍于己的日军精锐。这在很多人看来，几乎就是去送死。 其实，张自忠心里跟明镜似的。他不是不知道危险，而是他觉得，必须得去。 在出征前，他给手下的将领写信说：“国家到了如此地步，除我等为其死，毫无其他办法”。 他还给副总司令冯治安留了一封绝笔信，信里的话更是直接：“奔着我们最终之目标往北迈进”。 说到这儿，你可能就明白了。张自忠这次渡河，压根就没想着能活着回来。 他这是用自己的命，去为整个战局争取一点点主动权，用一个总司令的牺牲，去唤醒更多人的血性。 他有个习惯，每次出征前都会写好遗书，打完仗平安回来再销毁。可这一次，这两封信，成了他最后的遗言。 5月7日，张自忠带着他的两千多弟兄，第四次东渡襄河，主动向日军的后方插了过去。 这一招确实打了日本人一个措手不及。但很快，日军就反应过来，调集重兵开始疯狂围堵这支孤军。 战斗打到5月15日，张自忠的部队被日军死死地包围在了宜城南瓜店的一个小山坡上。 日军的飞机在天上扔炸弹，大炮在山下轰，步兵一波接着一波地往上冲。 我军伤亡极其惨重，战况已经到了最危急的关头。 即便在这种情况下，张自忠依然在第一线指挥战斗。 他甚至把自己身边仅剩的卫队，都派去增援前线了。 这意味着，他这个总司令，彻底把自己暴露在了敌人的枪口之下。 很快，一颗炮弹在他身边爆炸，弹片击中了他的右肩。 紧接着，一颗流弹又打穿了他的左臂。他浑身是血，但依然站着，嘴里还在大喊着指挥。 周围的士兵想把他抬下去，全被他推开了。 他知道，自己倒下了，这支部队的魂就散了。 战斗持续到16日下午，张自忠的身边已经没剩下几个人了。 日军的又一轮冲锋上来，密集的子弹打中了他的胸膛。他终于支撑不住，倒了下去。 就在这时，发生了文章开头的那一幕。 一个名叫藤冈的日本兵，是第一个冲到他跟前的。 他看到这个身材高大的中国军官虽然倒下了，但似乎还有气息，便端着刺刀想上去补一刀，彻底结束战斗。 可他没想到，那个已经身中数弹、血流如注的将军，竟然凭着最后一口气，踉踉跄跄地又站了起来，对他怒目而视。 那种眼神里，没有恐惧，只有燃尽一切的愤怒和不屈。 藤冈这个经历过无数次战斗的老兵，在那一刻彻底被震住了，呆若木鸡地愣在原地。 另一个日本兵从侧面冲上来，用刺刀刺穿了将军的身体。 张自忠用尽最后的力气，留下一句话：“我力战而死，自问对国家、对民族、对长官可告无愧，良心平安！” 说完，他永远地闭上了眼睛。 这些日本兵后来从他身上搜出了一支派克金笔，上面刻着三个字：张自忠。 他们这才知道，自己刚刚杀死的，是中国军队的一位集团军总司令。 在场的日军士兵，无不被他的壮烈所折服，甚至自发地脱下军帽，为这位“真正的军人”行礼致敬。 张自忠殉国的消息传开后，他的部下们疯了一样组织敢死队，冒着炮火硬是从日军手里把将军的遗体抢了回来。 当灵柩路过宜昌时，十万百姓自发走上街头，哭着为将军送行。 灵柩运抵重庆后，国民政府为他举行了国葬，追晋他为陆军上将。 而在延安，中国共产党也为他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会，毛泽东亲笔题写了“尽忠报国”的挽词。 周恩来更是评价他为“中国抗战军人之魂”。 张自忠将军，是整个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同盟国阵营牺牲的最高级别的将领之一。 他用自己的行动，回答了那个时代最沉重的问题：当国家危亡之时，一个军人该做什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