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副总统黎元洪，借宿在部下家中。睡梦中，他猛然觉得有些不对劲，裤子竟湿了一大片

民国副总统黎元洪，借宿在部下家中。睡梦中，他猛然觉得有些不对劲，裤子竟湿了一大片。他急忙掀开被子坐起来，借着微光一看，自己的被窝里竟有个小雪人！旁边，一个6岁的小女孩正捂着嘴咯咯地笑。黎元洪非但没生气，反而指着她说，这孩子“必成大器”。   这个小女孩叫杨步伟，1889年生在南京一个大户人家。她的祖父是晚清著名的佛教领袖杨仁山，思想非常开明。   黎元洪当时在南京任职，是杨家的常客，所以才有了开头那一幕。   黎元洪看到的，不是一个孩子的恶作剧，而是一种天不怕地不怕的勇气，一种敢于挑战权威的劲头。   他觉得，这正是那个旧时代最缺的东西。   杨步伟的“叛逆”劲儿，从小就没停过。   那个年代，女孩子缠足是天经地义的事，不缠足就嫁不出去。可到了杨步伟这儿，规矩失灵了。   家里人要给她缠足，她就以死相胁，坚决反抗，硬是保住了一双天足。   家里人拿她没办法，看她性格大大咧咧跟个男孩子一样，干脆叫她“小三少爷”。   在家塾里读书，老师讲孔子“割不正不食”，意思是肉切得不方正就不吃。   她当场就提出反对，说这太浪费粮食了。气得老师吹胡子瞪眼，她还在背后编顺口溜戏弄老师。   这种性格，让她注定要走一条不寻常的路。   7岁时，她进家塾读《三字经》，也读祖父教的《金刚经》。   1905年，她去考南京旅宁女校，入学作文题目一出，她提笔就写下“女子者，国民之母也”，主张男女平权。   这篇文章让所有老师都惊呆了，觉得这个女孩思想太超前了。   但很快，更大的挑战来了。她出生前就被指腹为婚，许配给了自己的表弟。16岁起，她就开始为自己的婚事抗争。   到了19岁，她觉得不能再等了，直接提笔给男方家写了一封退婚信。   信里话说得很客气，大意是我这脾气，以后肯定伺候不好公婆，反而给父母丢人，不如就算了。   这在当时是惊天动地的大事。姑母气得不行，父亲更是勃然大怒，跟她冷战了整整八年。   只有开明的祖父支持她，说她“配有自主权”。   没了婚约束缚，杨步伟像挣脱了笼子的鸟。她先是考入上海的学校学外语，准备留学。   1912年，年仅22岁的她，就被安徽督军柏文蔚看中，聘请她担任崇实女子中学校长，管理着五百多名学生。   当时学校里发生士兵哗变，她一个年轻女子，竟然镇定自若地出面平息了风波，被人称赞“可任军长”。   说到这你可能以为她会在教育界大展拳脚，其实没那么简单。   她的志向是学医救国。1913年，她抓住机会官费留学日本，考进了东京帝国大学医学科。   经过六年苦读，1919年，她成功获得医学博士学位，成为中国第一位在日本获得这个学位的女性。   毕业那年，正值国内抗议“二十一条”浪潮，她一气之下，连毕业典礼都没参加就回国了。   回国后，她想在北京开一家医院。可开医院需要大笔资金，她一个刚毕业的学生哪有这个钱？   就在这时，那个曾经被她捉弄过的黎元洪出现了。   此时的黎元洪已经是民国大总统，听说了杨步伟的计划后，二话不说，个人出资为她建了森仁医院，还聘请她当院长。   他欣赏的，始终是她身上那股打破常规、敢作敢为的精神。   对他来说，杨步伟的成功，或许也寄托了他自己在政坛失意后，对自由理想的一种向往。   医院办得有声有色，杨步伟成了京城有名的妇科医生。   就在事业蒸蒸日上的时候，她遇到了语言学天才赵元任。   两人一见钟情，很快就决定结婚。1921年6月1日，他们办了一场轰动一时的“文明结婚”。   没有繁琐的仪式，没有宾客，只是请了胡适等两位朋友作证，然后给四百多位亲友寄去一份附有照片和声明的结婚通知书，宣布拒绝一切礼金。   这份通知书，就是他们反抗旧式婚姻的宣言。   婚后，为了支持赵元任去哈佛大学任教，杨步伟做出了一个惊人的决定：放弃自己的医学事业，陪丈夫远赴美国，专心相夫教子。   她后来在自传里半开玩笑地写道：“元任欠我今生业”。虽然离开了手术台，但她并没闲着。   她写的《中国食谱》在欧美畅销，向西方人介绍真正的中国美食；   她把家变成了留学生们的接待站，钱学森、徐志摩都曾受她资助；她还培养了四个女儿，个个都成了教授。   1973年，她和赵元任回国见到周恩来总理，她风趣地自我介绍，说自己是赵元任的“内务部长兼外交部长”。   1971年，两人金婚纪念，杨步伟写诗给赵元任：“吵吵闹闹五十年，人人反说好姻缘。”   赵元任则和了一首：“男女平权新世纪，同偕造福为人间。”这或许就是他们一生最好的写照。   从那个把雪人塞进副总统被窝的顽童，到中国第一位女医学博士，再到一位伟大语言学家背后的坚强支柱。   杨步伟用她的一生证明，黎元洪当年的那句预言，一点都没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