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1年2月，宋希濂被任命文史专员，来到了政协机关大院，开始了新的生活。孤身生活的宋希濂没料到，他的黄埔一期老同学、原国民党起义将领侯镜如的夫人已悄悄为他牵红线了。 1961年的早春，北京的风还带着料峭寒意。宋希濂提着一个旧皮箱，走进政协机关大院时，脚步有些迟疑。皮箱里装着几件洗得发白的中山装，还有一本磨了角的《资治通鉴》——这是他在功德林改造时，管理员特意找来送他的。被任命为文史专员的消息传来时，他愣了半晌，总觉得像做梦。 办公室在二楼，窗外有棵老槐树，枝桠光秃秃的，却透着股要抽芽的劲儿。桌上的搪瓷杯还带着“为人民服务”的字样，他摩挲着杯沿，想起特赦那天，管教干部拍着他的肩膀说：“出去了，就好好过日子。”可日子该怎么过？妻子早在1949年就病逝了，三个孩子跟着亲戚去了台湾，如今他孤身一人，连顿热乎饭都吃不上。 头一个月，他总在下班后绕路去胡同口的面馆，点碗阳春面，就着咸菜慢慢吃。有次遇见同样在政协工作的廖运周，对方看着他碗里单薄的面条，叹着气：“希濂，你这日子过得也太素净了。”他只是笑笑，没说自己连煤气灶都用不明白——在功德林里有人管饭，如今独自面对空荡的宿舍，倒显得手足无措。 这天刚写完一篇关于抗战经历的回忆稿，办公室的门被轻轻推开。侯镜如的夫人李嵩芸端着个饭盒走进来，脸上带着温和的笑：“宋大哥，镜如让我给你带了点饺子。”饭盒打开，韭菜鸡蛋馅的香气扑面而来，还冒着热气。 宋希濂有些局促，接过筷子的手微微发抖。他和侯镜如是黄埔一期的同学，当年在东征战场上还并肩扛过枪，只是后来各为其主，断了联系。没想到特赦后竟在政协重逢，侯镜如起义后留在北京，日子过得安稳，时常让夫人来关照他。 “尝尝，我特意多放了香油。”李嵩芸看着他吃，突然说，“宋大哥，我认识位女士，姓易，是中学老师，丈夫走得早，人很贤惠……” 宋希濂的筷子顿在半空，脸一下子红了。他这辈子除了原配妻子，从没跟别的女性深交过，更何况现在这境况，哪敢想再婚的事？“李妹妹，我这情况……” “情况咋了？”李嵩芸打断他，“你是抗日功臣，如今踏实做事，咋就不能找个伴儿？孩子们不在身边，总得有人知冷知热吧？”她把易女士的照片递过来，黑白照片上，女子梳着齐耳短发，眼神温和，嘴角带着浅浅的笑。 接下来的日子，李嵩芸成了“专职红娘”。先是安排两人在中山公园见面，她特意让宋希濂穿上新做的中山装，又提前跟易女士说：“宋大哥看着严肃，其实心细着呢，抗战时还救过不少老百姓。” 第一次见面，宋希濂紧张得手心冒汗，倒是易女士先开了口：“宋先生，我读过您写的回忆文章，在腾冲战役那段，写得真让人动容。”他这才放松下来，跟她讲起当年率部收复腾冲的经历，讲着讲着，竟忘了时间。 一来二去，两人渐渐熟了。易女士会帮他缝补磨破的袖口，他则陪她去书店买教学参考书。有次宋希濂感冒发烧，易女士提着药和粥来看他，守在床边换毛巾，动作轻柔得像对待亲人。他望着窗外抽芽的槐树叶，突然觉得这空荡荡的宿舍，有了点家的暖意。 1962年春天，两人在政协同事的见证下结了婚。婚礼很简单，就在机关食堂摆了两桌，侯镜如举杯笑道：“希濂，这下你可有热饭吃了！”宋希濂看着身边穿着红衬衫的易女士，眼眶有些发热——他原以为后半生只能与孤灯为伴，没想到在老同学的关照下，竟能重新找到归宿。 婚后的日子过得平淡却踏实。易女士每天早上会煮两个鸡蛋，放在他的公文包里；晚上他写稿晚了，桌上总温着一碗莲子羹。周末两人会去颐和园散步，他给她讲黄埔军校的往事，她跟他说学校里的趣事，夕阳把两人的影子拉得很长。 有次整理旧物，宋希濂翻出那张易女士的黑白照片，背面竟有李嵩芸写的小字：“愿好人终得相伴。”他突然明白，那些在历史洪流中颠簸的人，无论曾站在哪一方，心底都藏着对温暖的期盼。就像这政协大院里的老槐树，历经风雨，总能在春天抽出新绿，而人与人之间的善意，便是让生活重新发芽的阳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