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李文率部投诚后，被转送到重庆教导总队和西南军政大学高研班学习。但1950年3月，他趁隙逃跑，先到香港 ，后于1951年4月前往台湾 。后来过得怎样？ 1951年春，基隆港的海风裹着咸腥味，吹在李文紧绷的脸上。他站在“中兴轮”的甲板上，手里攥着那枚磨得发亮的黄埔一期校徽，望着逐渐清晰的台湾海岸线，心里烧着一团火——他总觉得，凭着自己黄埔一期的资历，跟着蒋介石南征北战的军功，到了台湾定能东山再起。 登岛那天，他特意换上笔挺的将军呢制服，胸前挂满勋章，在台北车站等了整整一个上午，却只等来个参谋次长的副官，递给他一张“国防部招待所”的入住单。副官的语气客气却疏离：“李将军先歇息，总裁近日繁忙，改日再召见。” 这一等，就是三年。 招待所的房间狭小逼仄，墙上的霉斑像幅褪色的地图。李文每天清晨都把皮鞋擦得锃亮，对着镜子练习敬礼的姿势，可除了偶尔有老部下偷偷来看他，再没人踏足这房间。他听说，当年和他一同从大陆退到台湾的将领，有的已经官复原职，有的在参谋本部挂了实职，唯独他这个“有过投诚经历”的人，像块烫手山芋，谁也不敢碰。 1954年深秋，一纸调令终于送到他手上——“国防部”中将高级参谋。李文捏着那张薄薄的任命状，指尖都在发颤，可到了办公室才明白，这职位不过是“打卡混考勤”的代名词。办公室在国防部大楼的最顶层，朝北的窗户正对着一片荒坡，桌上永远只有一杯冷茶和几份过时的战报。他每天早上八点准时到岗，坐在硬木椅上看报纸，下午五点准时离开，走廊里遇见同僚，对方要么点头匆匆走过，要么用眼角的余光瞥他，那眼神像在说：“看，这就是投诚过的人。” 有次在走廊遇见黄埔同期的胡宗南，对方拍了拍他的肩膀，声音压得很低：“幼章（李文字），忍忍吧，总裁心里这道坎，没那么好过。”李文望着对方肩上的三颗将星，再看看自己胸前形同虚设的中将徽章，喉咙里像堵着团棉花——当年在陕北战场，他还是胡宗南的副手，如今人家是“战略顾问委员会”委员，他却成了个连公文都摸不到的闲人。 1964年退役那天，人事处的办事员把一张退役金支票推到他面前，金额少得让他脸发烫。回到租住的公寓，妻子正对着空米缸发愁，儿子在旁哭着要学费，他这才意识到，自己连养家糊口都成了难题。那枚黄埔校徽被他扔进抽屉深处，和一堆过期的勋章堆在一起，蒙上了厚厚的灰。 日子过得像台北的梅雨季，潮湿而黏腻。他开始学着在菜市场跟小贩讨价还价，买最便宜的芽菜和豆腐，皮鞋早就磨破了底，只能用胶布粘了又粘。有次在街头遇见当年的警卫员，对方已是台北县的警察局长，看着他手里提着的廉价猪肉，眼圈一红，塞给他一个信封：“将军，这点钱您先拿着。”李文攥着信封，手背上的青筋突突直跳，终究没说一句谢。 后来还是老同学关麟征出面，在台湾糖业公司给他谋了个“顾问”的闲职。办公室在台糖大楼的地下室，潮湿得能拧出水，他的工作是整理几十年前的糖业档案，每月薪水刚够付房租和儿子的学费。有次整理到1948年的档案，里面夹着张旧报纸，印着他当年率部驻守北平的新闻，照片上的他意气风发，正对着记者畅谈“戡乱大计”，李文盯着照片看了半天，突然抓起桌上的茶杯，狠狠砸在地上。 晚年的李文很少出门，大部分时间坐在阳台上晒太阳，手里摩挲着那枚找回来的黄埔校徽。儿子考上大学那年，他去参加毕业典礼，遇见个当年的老部下，对方惊讶地看着他：“将军，您怎么老成这样了？”他笑了笑，露出没牙的牙床：“人嘛，总有走背运的时候。” 1977年冬天，李文在台糖的宿舍里去世。遗物里只有一个旧皮箱，装着几件洗得发白的旧军装，一枚磨亮的校徽，还有张泛黄的黄埔同学录，上面有他年轻时的签名，笔锋锐利，透着股不服输的劲。 葬礼那天，来了几个头发花白的老黄埔，有人念起当年军校的校训：“亲爱精诚”，念着念着就哭了。他们或许都明白，李文的一生，就像枚被时代遗弃的棋子，年轻时跟着棋局冲锋陷阵，老了却成了被嫌弃的“弃子”——他总以为忠诚能换来信任，却没料到，在政治的棋盘上，一次“转身”的污点，足以抹去所有过往的军功。 台北的雨淅淅沥沥下着，打在墓碑上，像谁在低声叹息。碑上的名字“李文”二字，在雨雾里模糊不清，就像他在台湾那段说不出道不明的日子，终究没留下多少痕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