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年初冬，松花江面已结冰，寒风割脸。刘兴元站在蛟河县的小火车站台，望着远处冒烟的机车，心里盘算的却是如何应对即将到来的美方代表。那一年，他三十一岁，外号“刘铁嘴”已在部队里传开。 刘兴元是山东莒县人，出身贫苦农家，十六岁参加红军，一路从通讯员做到政治指导员。他的“铁嘴”不是吹的，能在谈判桌上把对方说得哑口无言，也能在动员会上把战士们说得热血沸腾。 这次美方代表来蛟河，名义上是考察铁路交通，实际上是想探听东北民主联军的实力，顺便施压，让我们在物资调配上让步。刘兴元接到任务时，正在佳木斯整训部队，政委拍着他的肩膀说：“兴元，这次你得给咱争口气，不能让他们小瞧了咱。” 他提前三天到了蛟河，把车站附近的情况摸得一清二楚。蛟河站是个小站，只有两条铁轨，候车室是用木板搭的，四面透风。他让人在屋里生了三个火盆，又让炊事班准备了热豆浆和玉米饼子——不是为了讨好美方代表，是想让他们看看，咱们的战士在这么冷的天里，吃得饱、穿得暖，战斗力一点不差。他还特意让通信员把站台上的一面红旗擦得鲜红，说“红旗在，咱的根就在”。 美方代表是个叫约翰逊的上校，带着两个随从，坐着一列绿皮火车来的。火车进站时，汽笛声刺耳，约翰逊穿着厚呢子大衣，戴着皮帽，下车时跺了跺脚，说“这鬼地方，比芝加哥冷多了”。刘兴元迎上去，伸出手，说“欢迎来到蛟河，上校先生”。约翰逊瞥了他一眼，没握手，只说了句“希望你们的铁路能按时通车”。刘兴元笑了笑，说“只要天气允许，我们的火车随时能开”。 谈判在候车室里举行，桌上摆着地图和文件。约翰逊拿出一份清单，说“我们需要每周运三十车粮食到长春，这是最低要求”。刘兴元翻开自己的笔记本，说“蛟河站的运力是每周二十车，再多就会影响前线的弹药运输”。 约翰逊提高声音，说“你们的前线有那么重要吗？我们的士兵也需要吃饭”。刘兴元放下笔，盯着他的眼睛，说“上校先生，我们的战士在前线流血，是为了保护老百姓不受侵略。你们的士兵吃饭，是我们的责任，但前提是不能让我们的战士饿着肚子打仗”。 约翰逊没想到这个年轻的军官这么强硬，沉默了几分钟，说“我们可以让步，但你们得给我们提供铁路维修的材料”。刘兴元早就准备好了，拿出一份清单，说“材料我们有，但需要你们提供运输工具”。约翰逊看了看清单，又看了看刘兴元的表情，终于点了点头，说“好吧，我们回去商量”。 谈判结束后，刘兴元送约翰逊上车。火车开动时，约翰逊从车窗里探出头，说“你很厉害，刘中校”。刘兴元挥了挥手，说“谢谢夸奖，上校先生”。他转身回到站台，看着火车消失在雪地里，长出了一口气——他知道，这次谈判赢了，不仅保住了前线的物资供应，也让美方看到了我们的决心。 后来，刘兴元调到东北民主联军总部，负责后勤保障。他常说“谈判不是吵架，是讲道理。道理在我们这边，我们就赢定了”。1955年，他被授予中将军衔，离休后住在广州，经常给年轻人讲当年的故事，说“做人做事，得有骨气，不能让人看扁了”。 这个故事里，没有枪林弹雨的战斗，却有着同样激烈的较量。刘兴元的“铁嘴”，靠的不是伶牙俐齿，是对原则的坚持，是对战士的责任。就像他说的“咱们的腰杆硬，说话才有分量”——这句话，至今听起来还那么有力量。 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讨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