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7年冬，山东一户农家的女主人，将一些吃的递给门前的乞丐，乞丐没有接，开口的一句话却让女人泪流满面。 “玉珍，我是韩子栋。” 这一句，她等了整整六年。 韩子栋站在风雪中，满脸污垢，瘦得脱了相，破棉袄里塞满干草，脚上裹着麻绳。他的声音低哑，却不再疯癫。 李玉珍的碗都掉到了地上，她认出了那个曾在特务刑讯下不吭一声的丈夫，那个在白公馆监狱里失踪的中共地下交通员。 韩子栋1938年起便参与中共在西南的秘密交通线任务，先是从成都传送文件到重庆，后来直接进出重庆情报站。他的任务极重，不仅护送干部、传递密信，还从日军占区带回军情。 每一次出发，都可能有去无回。 1942年冬，南京传来的情报中包含日军华中布防图，韩子栋用藏在香烟盒内芯纸的办法将其带入重庆，刚交出不久，交通站被军统特务侦破。 他被捕，送进白公馆。那年他三十岁。 入狱后，韩子栋受到水牢、电刑、老虎凳，敌人没从他嘴里拿出只言片语。他知道自己身份一旦泄露，不只是自己，还有上下线都得暴露。 几个月后，他决定装疯。 起初他胡言乱语，在放风坝里绕圈，拉扯自己头发，吃地上的虫子。特务没信，他加码，深夜唱戏，抓伤自己，绝食后暴食。一年后，白公馆的特务开始拿他当工具用，让他帮看守提篮子、扫厕所，还叫他“疯老头”。 韩子栋装疯五年。他偷偷记住狱内守卫交接时间，留意通往外界的路线。直到1947年8月，机会来了。 负责看守的卢兆春带他去磁器口买菜，途中打牌去了，把枪随手扔在茶桌上。韩子栋佯装要解手，顺着脑中演练过的路径溜入后巷，冲到嘉陵江边，一只无主小木船停在岸边。 他跳上去，抓起船桨，一路顺流逃出重庆。 之后四十五天，他避开检查站，不走官路，靠吃生红薯和沟水为生。冻伤、饥饿、野狗追咬都没让他停下。他的目的明确：回山东，把情报交出去，找李玉珍。 韩子栋的名字已在军统黑名单上，重庆通缉令贴遍码头。他一路假扮乞丐，靠着强烈意志穿越河南、河北，终于在1947年冬踏入山东老家。 炉灶还在，门口的石阶没变，李玉珍正忙着剁菜。他一句“玉珍，我是韩子栋”，她眼泪直掉。 屋里生着火，屋外大雪压枝头。韩子栋脱下那件塞草的破袄，抱住了她。 后来韩子栋被调往地方情报档案处工作，整日翻阅渣滓洞、白公馆牺牲者名册。 1990年代，一位年轻作家去采访他，他只说了一句：“如果再来一遍，我还是不说。” 这世上从来不缺沉默的英雄，只缺了解他们的人。韩子栋的故事至今还活在人们口中，而他自己，终其一生，只守着李玉珍，守着那些不曾说出口的名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