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回,卢麒元一句话,把中国经济学界多年来心照不宣的尴尬,揭了个底朝天。他说,中国经济的辉煌成就,竟然还得靠西方理论来“翻译”解释,这就像一个成年了的孩子,还穿着小时候的衣服,走在大街上,不脸红都难。 这番话一出口,学界炸锅,舆论哗然。有人点头称是,有人面露尴尬。但不管你认不认可,这块“遮羞布”确实终于被扯下来了——问题摆在那儿,谁都绕不开。 卢麒元这番话并非空穴来风。他指出的,是中国经济实践与西方理论之间的错位,是话语权与现实成就之间的落差。 如果说改革开放几十年,靠的是埋头苦干、摸着石头过河,那么现在,我们的脚早就踩稳了岸,结果脑袋还在用别人的地图来认路,这就显得有些说不过去了。 新华社和《环球时报》也陆续刊发评论,指出中国经济学界在理论建构和话语表达上“存在明显短板”,这不仅是学术层面的焦虑,更已成为软实力竞争中的短板。 工信部公布的数据显示,中国是全球唯一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中全部工业门类的国家,制造业规模连续多年世界第一。光是“新三样”——电动车、锂电池和光伏产品,2025年预计出口额将突破1.2万亿美元。 农业更不用说,粮食产量“二十连丰”,直播电商让农产品从田间地头直达城市餐桌,带动了无数年轻人返乡创业。这些实践案例,不仅是数据,更是活生生的中国经验。 但反过来看我们的理论土壤,却多少有点“洋气过头”。现在高校用的经济学教材,大多还是清一色的西方框架。学生学马克思也要套用凯恩斯分析模型,讲中国城镇化要先从芝加哥学派说起。 更讽刺的是,国内学术界为了评职称、拿项目,拼命往西方期刊投稿。中国社科院的一份调研显示,中国大陆学者在国际顶级期刊上的论文中,引用本国期刊的比例不到6%。这就像你做了一桌满汉全席,结果还得请西餐厨师来评分。 再看国际学术舞台,中国学者的处境也称不上轻松。《金融时报》曾报道,中国研究者在投稿国际期刊时,常被要求“加强理论框架”,翻译过来就是“请对照西方模型”。 比如有篇研究中国乡村振兴的论文,本来讲的是地方治理与传统文化如何助力发展,结果被审稿人要求“剔除模糊因素”,最后作者只好把“宗族力量”“乡贤调解”处理成“误差项”,为了能发出去,硬生生把中国特色给抹平了。 这不是个别现象,而是系统性问题。中国学术界多年形成的评价体系,把SCI影响因子当成“金科玉律”。只要发在国际顶刊,就能评教授、拿项目。反过来,扎根本土研究、写中文论文的,常常被边缘化。 这就导致大量中国经验,被迫用“削足适履”的方式去套西方理论,结果既解释不了现实,又阻碍了理论创新。 当然,并不是没人试图打破这种局面。这几年中国提出了“新发展理念”“新质生产力”等概念,试图从本土实践中提炼理论。但这些努力要走出去并不容易。 一方面,国内智库和期刊开始推动“中国话语”,但国际影响力还不够;另一方面,西方主流学术圈对中国理论的接受度有限,甚至带有偏见。 一方面,经济体量巨大,影响深远;另一方面,发展路径独特,靠的是国家治理、政策试错和社会动员的综合机制。这些非标准化的要素,很难被西方模型精准捕捉。这也正是卢麒元那句“遮羞布”背后的深层含义——我们不能再指望用别人的语言,去讲自己的故事。 但局面正在悄悄改变。国内一些高校已经启动课程改革,增设“中国经济发展史”“中国特色经济案例分析”等课程,试图打破“教材依赖”。科研评价方面,也有机构开始降低对SCI的依赖,鼓励在国内权威期刊发表成果。 同时,中国学者在国际论坛上也越来越敢于发声,比如在达沃斯、G20等场合,积极介绍“共同富裕”“双循环”等政策理念,努力让世界听懂“中国话”。 “一带一路”研究也是一个突破口。作为跨文化交流的平台,它正在促成一种新的理论对话方式,让中国经验不再孤立,而是成为区域合作和全球发展的参考样本。 许多发展中国家学者开始关注中国的扶贫、数字经济、绿色转型,尝试用自己的语言来解读这些经验,这为中国经济理论的国际化提供了新的可能。 要真正走出“遮羞布”困境,关键不在于彻底抛弃西方理论,而是要在尊重本土实践的基础上,建立起一套自己的解释系统。这不仅是学术问题,更关乎国家软实力。理论话语权,最终是一种国家叙事能力,它决定了世界是如何看待你、理解你、评价你的。 消息来源:北京日报客户端:《学术模型“算不准”中国,“误差项”里藏着什么信号?》






伯爵
卡尔的理论是哪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