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代的堡堂大队，二十岁的王茂全被推上大队书记的位置时，村里老人都替他捏把汗。 那时的农村干部既要懂农活又要讲政治，这个刚从地主家奴身份解放出来的年轻人，却凭着一板一眼的性子立住了脚。 社员们说他称盐都要拿戥子量，称粮食时连洒落的谷粒都要捡起来归回集体。 1960年代初的一天，王茂全发现亲弟弟王茂华串通队长私分集体草纸。 当着全村人的面，他把弟弟拉到晒谷场中央，手里攥着那卷草纸说：只能朝社会主义弯，不能朝自家屋头弯。 最后弟弟在社员大会上做了检讨，队长被撤了职。 这件事过后，再也没人敢打集体财产的主意。 春荒那年，老会计老熊因为缺粮急得砸了私章，王茂全蹲在地上帮他拣印章时说了句：讨粮食不如造粮食。 第二天他就带着社员上山修水渠，钢钎凿在岩石上的火星子溅了满脸。 大槽引水工程修通那天，看着清水流进干裂的稻田，平时不苟言笑的汉子蹲在田埂上，抓起一把泥土捂在了脸上。 后来陈永贵来考察，踩着田埂看那些垒起来的石头梯田，伸手摸了摸土层厚度说：你们这土改得比大寨还实在。 1973年堡堂大队的粮食亩产冲到了五百多斤，要知道改造前这片石头山一亩地收的粮食还不够一个人吃半年。 那些被錾子凿出痕迹的石头，现在还整齐地码在梯田边上。 1984年组织找他谈话，说要调他去江北县当县委书记。 从市委书记到县委书记，这在别人看来是降职，他却收拾了个帆布包就下了县。 有人问他图啥，他指着包里那本磨破了皮的《农田水利手册》说：在哪儿不是干活？后来江北县修水库，他带着技术员在工地上住了三个月，晒得比老农还黑。 如今堡堂大队的梯田里，秧苗依然长得齐整，当年他带着社员们开山凿出的水渠，还在滋养着这片土地。 前些年老年大学的学员去参观，看到水渠边一块石碑上刻着1965年冬建，旁边还有行小字：水通了，心就亮了。 这种把群众的事当自家事办的实在，或许就是基层干部最该有的样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