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5年，南京军区政委廖汉生中将刚刚上任，就发现了一个重要情况，他看到：“每次

1975年，南京军区政委廖汉生中将刚刚上任，就发现了一个重要情况，他看到：“每次军区下达文件前，秘书室的同志们就开始骑上自行车，往军区首长家里跑。”一问，才知道：“军区干部养成了习惯，批文件都在家里，每次都要秘书骑车跑来跑去。” 这一幕让身经百战的廖汉生心里很不是滋味。这位从贺龙麾下走出来的开国中将，13岁就投身革命，爬雪山过草地、打日寇驱蒋匪，几十年枪林弹雨里，从来都是“办公室就在前线，决策就在现场”。 战争年代，他和战士们挤在老乡的土坯房里办公，油灯下圈阅电报、部署作战，哪有什么“在家批文件”的说法？和平年代条件好了，怎么反而养出了这样的“官气”？ 廖汉生没有当场发作，而是悄悄观察了半个月。他发现，秘书们每天天不亮就得驮着一摞摞文件出门，军区大院到各首长家的路来回奔波，遇到刮风下雨，文件怕淋湿得用塑料布裹紧，秘书们浑身湿透是常事。 更让人揪心的是，文件传递环节多，有时候一份紧急作战预案，从起草到所有首长批阅完毕，竟然要花整整三天——这在战争年代，足以让战机错失、阵地失守！ 他在军区党委扩大会上拍了桌子：“我们是人民军队的干部，不是封建衙门的老爷！”话音刚落，会场鸦雀无声。廖汉生接着细数自己的经历：“1935年长征过草地，我们团部的‘办公室’就是马背上的挎包，一份关于筹粮的命令，我在行军途中看完就签字，当天就能传到各连队。现在条件好了，却让文件在自行车轮上‘旅行’，这不是脱离实际，是什么？” 没人敢反驳，因为廖汉生说的全是实话。他进一步追问：“干部在家批文件，看似方便了自己，可遇到紧急情况，秘书找不到人怎么办？ 文件内容涉及军事机密，来回传递过程中出了纰漏谁负责？”一连串的问题戳中了要害——这种“居家办公”的习惯，不仅滋生了官僚主义，更埋下了工作效率低下、机密泄露的隐患。 廖汉生当即定下规矩：所有军区首长必须到机关办公室办公，文件集中在会议室批阅，上午收到的文件下午必须反馈，紧急文件随到随批。 为了以身作则，他每天提前半小时到办公室，把自己的办公桌搬到靠近作战值班室的地方，遇到问题随时召集干部碰头，再也没让秘书往家里送过一份文件。 有老部下私下找他“诉苦”，说家里办公清静，能集中精力。廖汉生听后脸色一沉：“清静？ 我们当干部的，清静应该在心里，而不是躲在家里！办公室里有参谋、有资料、有电话，遇到不懂的能随时商量，遇到紧急情况能立刻处置，这才是办公的地方。躲在家里闭门造车，批的文件能符合部队实际吗？” 规矩推行初期，确实有少数干部不适应，有的找借口说家里有事，有的悄悄让秘书把文件送到家门口。 廖汉生二话不说，直接在军区公示栏贴出“办公考勤表”，每天记录各首长到岗情况，连续三天不到办公室办公的，直接在党委会上通报批评。几次下来，再也没人敢搞特殊化。 更让人佩服的是，廖汉生不仅改“办公地点”，更改“工作作风”。他要求机关干部每周至少下部队三天，不准提前打招呼，不准搞层层陪同，直接扎到连队、走进班排。 有一次，他自己背着挎包跑到某海防团，发现连队食堂的菜里没油星，战士们训练后只能啃干馒头，当场就把团长、政委叫到现场：“战士们守着祖国的海疆，连顿饱饭都吃不好，我们这些干部坐在办公室里批文件，良心能安吗？” 当天下午，军区就出台了《关于改善基层官兵生活待遇的十条规定》，要求各级干部把经费向基层倾斜，把精力向基层集中。 在廖汉生的带动下，南京军区的官僚主义风气很快被扭转，秘书们不用再骑车奔波，文件流转效率提高了八成，基层官兵反映的问题也能第一时间得到回应。 有人说廖汉生“不近人情”，可他心里清楚，人民军队的根基在人民、力量在群众，一旦脱离实际、沾染官气，就会失去战斗力。 他常对身边的人说：“我们这些干部，是穿着军装的共产党员，军装脱了是老百姓，穿上军装就要为老百姓守好国门。如果连办公这样的小事都搞特殊化，怎么能让战士们信服？怎么能让老百姓放心？” 为什么和平年代，一些干部会慢慢丢掉革命时期的优良作风？其实不是条件变了，而是思想上的“防线”松了。廖汉生的较真，不仅纠正了一种不良习惯，更守住了人民军队“官兵一致、求真务实”的根与魂。 革命年代的优良作风，从来不是喊出来的口号，而是落实在每一件具体事上的行动——是战争年代的身先士卒，是和平时期的求真务实，是面对不良风气时的敢于较真。 如今，我们身处新时代，办公条件比几十年前好了上百倍，但廖汉生当年纠正的“官气”，在少数地方依然存在。有的干部习惯于坐在办公室里看报表、听汇报，不愿深入基层；有的把“开会发文”当成工作，却不管政策是否落地。这些行为，本质上都是脱离实际、脱离群众的表现。 人民军队的优良作风，是无数先烈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宝贵财富，容不得半点稀释和丢弃。廖汉生中将的较真。 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