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路军115师参谋长周昆的失踪并没有那么复杂 1938年1月，正是国共合作抗日的蜜月期，也是摩擦期。周昆作为八路军的高级代表，和叶剑英、彭雪枫、边章五一起去了武汉。这一趟差事，对于意志坚定的革命者来说是工作，但对于内心已经开始动摇的周昆来说，简直就是一场“降维打击”。 国民党那帮将领，一个个穿得人模狗样，呢子军大衣，锃亮的皮靴，出门那是前呼后拥，小汽车接送，晚上住的是公馆豪宅，怀里搂着的是娇妻美妾，桌上摆的是山珍海味。这种极致的奢华和排场，直接冲击了周昆的价值观。 反观八路军这边呢？咱们的代表那是真穷。别说小汽车了，连个黄包车都舍不得坐，出门办事全靠两条腿。衣服是粗布灰军装，甚至因为太寒酸，被国民党那些势利眼的官员嘲讽是“叫花子”。 这种反差，要是放在叶剑英、左权这些人身上，也就是一笑置之的事儿。叶帅当时就说过一句话，特提气：“共产党人是光荣的清贫，你们国民党人是无耻的富贵。”这话说到点子上了，国难当头，前方吃紧，后方紧吃，这样的军队再有钱也是要完蛋的。 可惜，周昆没这个觉悟。 他看到的不是“光荣”，他看到的是“委屈”。他是谁？他是参加过秋收起义的老资格，上过井冈山，当过红8军团的军团长，走完了长征。在红军时期，他和林彪、陈光、王良并称“林彪手下三杆枪”，那也是响当当的人物。怎么论资历、论战功，我不比你们国民党那些酒囊饭袋强？凭什么我就得过得像个乞丐？ 这种心态一旦滋生，就像毒草一样疯长。他在武汉会议期间，不仅没好好履行职责，反而变得畏首畏尾，甚至为了讨好国民党官员，显得唯唯诺诺。他觉得自己丢了面子，这种自卑感，在回到山西见到彭老总时，彻底爆发了。 2月初，周昆回撤途径临汾，见到了彭德怀和左权。按理说，这时候该汇报工作吧？他不。他张嘴闭嘴全是牢骚，甚至当着彭老总的面发泄不满。 根据后来的资料记载，特别是时任参谋王政柱的回忆，周昆当时的情绪非常激动。他居然跟彭老总说：“我在武汉太丢脸了，人家国民党参谋长都有公馆、汽车、小老婆，咱们像叫花子一样。办事处也太小气，连几个零用钱都不给。” 你听听这是什么话？堂堂115师参谋长，居然羡慕起人家的“小老婆”和“小公馆”来了。 彭老总那是什么脾气？嫉恶如仇，那是眼里揉不得沙子的人。听到这番话，彭老总当场就炸了，把他狠狠批评了一顿。彭总讲大道理，讲革命理想，讲阶级立场。但在已经被物欲蒙蔽了双眼的周昆听来，这些话不仅刺耳，更像是对他个人价值的否定。 他不服气，甚至敢跟彭老总拍桌子。 这次争吵，成了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周昆觉得，这队伍没法待了，这日子没盼头了。 2月中旬，周昆在阎锡山的第二战区司令部领取了115师的军饷，一共是6万法币。这在当时可是一笔巨款。拿到钱后，周昆做了一个非常奇怪，但也非常能说明他心理状态的举动。 他找来警卫员，把一个包裹交给他，说：“这是重要文件，你赶紧送回师部交给作战科王秉璋科长。” 警卫员是个实诚人，背着包就跑回去了。王秉璋打开一看，哪有什么文件？里面是3万块钱，还有一张字条。字条上的内容，直到今天读起来都让人觉得五味杂陈： “共领取了6万块钱，我带走了3万块，另3万块交警卫员带回，望查收。” 这说明他周昆不是那种彻头彻尾的坏人，也没打算去投敌当汉奸。如果是蓄意叛变，或者被特务策反，他完全可以带着6万块钱，甚至带着机密文件去邀功请赏。但他没有。 他的行为，更像是一次“分家”。他觉得自己给革命干了这么多年，没有功劳也有苦劳，现在我不干了，我拿走一半作为我的“安家费”，剩下一半还给集体，咱们两清了。 这是一种典型的农民意识和小农思想的爆发，既贪婪又保留了一丝底线，既决绝又带着点温情。 周昆失踪后，115师乃至整个八路军总部都炸锅了。这可是参谋长级别的干部啊，就这么不明不白地没了？当时甚至动用了前总三分队去查，结果是一无所获。 很多人猜测他是不是去投靠国民党了？或者去当了日伪军？这一点可以肯定地告诉大家：没有。 后来新中国成立后，有关部门对这段历史做了详细的调查。事实证明，国民党的档案里、日军的情报机构里，从来没有周昆投诚的记录。如果这么高级别的八路军将领投敌，国民党和日本人还不敲锣打鼓地宣传？那可是天大的政治筹码。但实际上，那边静悄悄的。 那他去哪了？ 根据后来的调查线索，周昆极有可能是带着那3万块钱，隐姓埋名回到了老家湖南平江。他没有从事任何反革命活动，也没有出卖过任何党组织的秘密。他就是彻底地“退圈”了，拿着那笔不义之财，当了一个普通的富家翁，或者在某个角落里默默终老。 至于那3万块钱最后怎么花的，他后半生过得怎么样，没人知道。他把自己藏得很深，深到历史都快把他忘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