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70岁的季承抱着刚出生的儿子来到父亲家里，一进门就跪倒在90岁的父亲床前痛哭流涕，上一次父子见面，是13年前的那一次决裂。 季羡林出生于1911年山东省临清市一个普通农民家庭，早年生活条件艰苦。他在六岁前在家乡跟随老师认字，练习基本书写。 1917年他前往济南投奔叔父，进入私塾学习经典文本，每天重复背诵内容。1920年转入新育小学，开始接触现代教育科目，包括初步英语。1923年考入正谊中学，参与古文研习，课后阅读历史书籍。1926年进入山东大学附设高中，首次学习外语如德语，通过课堂练习发音和语法。 1930年季羡林进入清华大学西洋文学系，主修德语，跟随导师学习文学和语言学知识。1934年毕业后短暂在济南高中任教，负责古文课程。 1935年作为交换生赴德国哥廷根大学，主攻梵文和巴利文，师从知名教授，花费大量时间在图书馆研读古籍。1941年获得哲学博士学位，研究重点在东方语言。留学期间他租住当地民居，房东女儿提供打字协助，帮助完成论文打印。 季羡林在1935年遵从父母安排与彭德华结婚，她仅接受小学教育，两人缺乏共同兴趣。婚后不久他便出国留学，彭德华独自管理家庭事务，照顾刚出生的儿子季承。季承1935年5月出生于济南，童年时期父亲长期不在身边，母亲承担所有家务和教育责任。 季羡林1946年回国，任北京大学东方语言文学系教授兼主任，专注于教学和研究工作，精通多门语言，包括梵文和吐火罗文。 季承从小缺少父亲陪伴，母亲彭德华一人支撑家庭开支和日常琐事。季羡林回国后工作繁重，继续少有时间参与家庭生活，导致父子间沟通稀少。季承成年后从事科研工作，任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所高级工程师。 1994年彭德华去世，次年父子因丧葬费用分配发生争执，关系彻底破裂，从此断绝往来长达十三年。季羡林作为父亲，在家庭责任上存在明显缺失，优先学术追求而忽略亲情纽带。 2004年季承与原配离婚，同年与马晓琴结婚，她比季承小近四十岁，曾担任季羡林的护理人员。这段婚姻引发外界议论，但两人婚后共同生活，互相支持日常事务。季羡林对儿子再婚表示强烈反对，加剧了原有矛盾。2007年马晓琴怀孕，季承在七十多岁时迎来儿子季宏德，这成为他人生中的重大转折。老来得子让季承重新审视家庭关系，促使他考虑修复与父亲的裂痕。 季承抱着新生儿前往父亲住所，这次相见距离上次已过去十三年。季羡林当时已九十多岁高龄，健康状况不佳，躺在家中床上。季承进入房间后跪在床前，表达出强烈情感反应。父子间长期积累的怨恨在这一刻得到释放，两人通过这次会面开始缓和关系。 这次重逢后，季承开始频繁探望父亲，协助处理日常事务。季羡林住在医院时，季承定期前往，提供陪伴和照顾。父子讨论家庭历史和社会议题，交流以往未曾分享的经历。季承带新生儿多次探视，季羡林与孙子互动，增进家族联系。2008年11月，两人正式团聚于医院，标志着十三年隔阂的结束。季承在父亲晚年提供支持，弥补早期缺失。 季羡林的学术成就包括多本著作出版，涵盖佛学和古文字研究。他一生翻译大量东方文献，推动中国东方学发展。季承在父亲影响下，也从事科学工作，但家庭矛盾影响了个人生活轨迹。和解后，季承参与父亲事务管理，包括遗产相关事宜。季羡林2009年7月11日在北京301医院去世，享年98岁。去世前父子已实现和好，避免了更多遗憾。 季羡林去世后，季承处理后事，包括遗体告别仪式在八宝山公墓举行。亲友参与悼念活动，季承负责协调各项安排。遗产问题随后浮现，季承与北京大学发生纠纷，涉及季羡林捐赠的文物和书籍。季承主张部分物品属于保存而非捐赠，多次协商未果。2012年季承提起诉讼，要求返还649件文物和字画，标的额达亿元。 法院审理认定季羡林捐赠为公益性质，不可撤销。季承上诉后，二审维持原判。纠纷焦点在于2001年捐赠协议的有效性，季承提供父亲2008年书嘱作为证据，称全权委托他处理撤销事宜。北大坚持协议合法，拒绝返还物品。季承表示愿意和解，提议成立基金会共同管理，但北大明确拒绝。案件持续数年，季承坚持法律途径维护权益。 季承在父亲去世后出版书籍，回忆父子关系，披露早期疏远和晚年复合细节。他描述季羡林在家庭角色上的不足，如长期缺席导致母亲独自负担。他强调还原真实父亲形象，避免过度神话。书籍引发争议，一些人支持真实记录，另一些人批评从伦理角度不当。季承通过写作表达个人观点，记录家族历史。 季宏德作为季承晚年儿子，成长在相对稳定的环境中。季承与马晓琴共同抚养孩子，提供教育和生活支持。季宏德出生标志着家族延续，季承以此为契机反思人生选择。遗产纠纷未影响季宏德日常生活，季承专注于家庭责任。季羡林的学术遗产通过北大保存，继续影响后世学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