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2年，北大一教授，路遇一女子贩卖字画，他随手拿起一幅打开，却忽然脸色大变，这竟是一张成吉思汗画像真迹，便花3块钱买了下来。 2006年深秋，北京的风带着凉意刮过文博界。 84岁的史树青颤巍巍地走进国家博物馆。 他怀里抱着几件刚从地摊上“抢救”回来的古物，执意无偿捐赠。 工作人员劝他留件作纪念，他却摆了摆手。 “文物是国家的血脉，回到国家才是归宿。” 这份刻在骨子里的爱国情怀，早已伴随他数十年。 时间倒回1940年，18岁的史树青站在琉璃厂的旧书摊前。 彼时北平沦陷，不少珍贵文物被日军肆意掠夺。 他看着摊主将一本明代孤本低价卖给日本商人，气得浑身发抖。 从那天起，他暗下决心，要凭自己的本事守护国宝。 15岁那年，他省吃俭用攒下两毛钱，淘到丘逢甲真迹。 丘逢甲是抗倭志士，其墨迹承载着民族气节。 他没有丝毫犹豫，第一时间将真迹捐给北平历史博物馆。 这是他人生中第一次文物捐赠，爱国的种子就此深耕。 新中国成立后，史树青成为北大历史系讲师。 他更忙了，除了教学，还利用课余时间游走于京城各地。 街头地摊、旧货市场，都是他寻找国宝的战场。 他深知，刚解放的中国，无数珍贵文物还散落民间。 稍有不慎，就可能流失海外，这是民族的损失。 1952年傍晚，这份守护之心让他与一件稀世国宝相遇。 西单北大街拐角，破木箱支起的小摊上摆着几卷旧画。 摊主崔月荣为换几斤白面，将公公陈宦留下的“老纸”随意售卖。 史树青推着自行车路过，职业敏感让他停下了脚步。 他蹲下抽出一卷画轴，纸面粗粝的触感让他心头一紧。 缓缓展开的瞬间，他呼吸骤停——画中竟是成吉思汗御容。 七褶狐帽、外白内黑暖耳，与《元史·舆服志》记载分毫不差。 元代桑皮纸、宫廷用墨、掺朱砂的古印，每一处都彰显着国宝特质。 更让他揪心的是，成吉思汗有“四不许”遗训，此画极可能是孤本。 他想到沦陷时期流失的文物，强压狂喜问价：“怎么卖？” “三块钱就行。”崔月荣的回答让他松了口气。 三块钱能买二十斤大米，却能救下一件国之重宝。 他立刻掏钱买下，抱着画轴一路小跑回宿舍，生怕出半点意外。 夜里，他开着台灯用放大镜一寸寸审视。 越看越确定这幅画的珍贵，也越发担忧文物的安全。 仅凭自己的判断不够，他必须尽快请专家会诊。 第二天一上班，他就联系了张珩、启功、谢稚柳三位泰斗。 当“元代内府，和礼霍孙笔”的结论得出时，众人都红了眼眶。 这是现存最早的成吉思汗真容，填补了历史空白。 史树青第一时间提出捐赠：“这么重要的国宝，必须交给国家。” 有人劝他：“这么大的漏，留着能改善生活。” 他却严肃反驳：“国宝不是个人的财富，是民族的记忆。” 1953年开春，他细心将画装进蓝布套，亲自送到北京历史博物馆。 馆方要为他颁发奖牌，他婉言拒绝，只收下一张捐赠收据。 “能让国宝安稳，比任何荣誉都重要。” 捐赠后，他没有就此不管，反而主动承担起文物推广的责任。 他查阅大量史料，整理出画作的历史背景和艺术价值。 积极配合博物馆，推动这幅画登上第一版《中国历史》教科书。 让几代中国人通过课本，认识这位民族英雄的真实面貌。 此后数十年，史树青始终坚守在教学与文物保护一线。 他在北大课堂上，除了讲授历史知识，更强调文物保护的重要性。 常对学生说：“我们是历史的传承者，守护文物就是守护国家。” 他依旧频繁出现在地摊和古玩市场，凭借专业学识“捡漏”。 每发现一件珍贵文物，都第一时间推动捐赠给国家。 有人统计，他一生捐赠的文物多达数百件，价值连城。 可他自己却过着清贫的生活，衣着朴素，饮食简单。 晚年的他，即便身体日渐衰弱，仍坚持整理鉴定经验。 编写《书画鉴真》《史树青金石拓本目录》等著作。 2007年，85岁的史树青在北京逝世，走完了守护国宝的一生。 他的学生们继承了他的遗志，活跃在文物保护的各个岗位。 而那幅用3块钱买下的成吉思汗画像，仍静静躺在国博展厅。 编号1101的标签旁，“一级国宝”的字样格外醒目。 灯光下，画中老者的目光依旧锐利，仿佛在诉说着岁月的沧桑。 来往的游客驻足凝视，不仅为国宝的珍贵惊叹。 更被史树青那份跨越一生的爱国情怀深深打动。 如今，史树青的事迹被收录进文博界的教材。 他捐赠的文物依旧在各地展出，传递着民族文化的力量。 这位北大教授用一生证明，爱国从来不是空洞的口号。 它藏在传承文化的坚守里，成为后世永远敬仰的精神丰碑。 信源：新华网——史树青为国家“捡漏儿” 鉴定国宝的“国宝”(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