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曾经创造仁安羌大捷的抗日英雄刘放吾少将因薪资收入太低，为了养家糊口，不得已之下在台湾屏东开了一家煤球店，兼职卖煤球，由于刘放吾的少将身份，因此很多购买煤球者都戏称为“将军煤球”。 刘放吾捏着当月的薪资袋，掂了掂分量，转身回了家。 袋子里的钱，只够一家人勉强吃几天饱饭。 他到台湾后，只被安排了闲职，手里没实权，薪资本就微薄。 家里算上他，一共六口人要吃饭，子女还要读书，处处都要花钱。 微薄的收入，撑不起全家的日常开销，日子过得捉襟见肘。 1951年，刘放吾又被无故降职，薪资再次缩水，生活更是雪上加霜。 他坐在家里，看着桌上的饭碗，想着要另找门路补贴家用。 最先看中的是文具生意，他找开文具行的朋友打听门路。 一番了解下来，才发现做文具生意需要本钱，他翻遍家底也凑不齐。 这件事，只能无奈作罢。 1953年11月的一个晚上，刘放吾坐火车从南部回台北。 车厢里，他撞见了老部下杨振汉，当年仁安羌战役的一营营长。 昏暗的车厢灯光晃在两人脸上，杨振汉盯着眼前人看了三秒，突然站起身敬了个标准军礼，声音都带着颤：“老长官？您怎么……”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他看清了刘放吾袖口磨破的补丁，还有沾在裤脚的煤屑，那是煤球作坊里特有的痕迹。 刘放吾咧嘴笑了笑，拍了拍他的肩膀，力道还是当年带兵时的沉稳：“别叫长官了，现在就是个卖煤球的。” 杨振汉鼻子一酸，想起1942年的缅甸战场。当时日军把英军困在仁安羌，弹尽粮绝之际，是刘放吾带着新38师113团，以少敌多硬拼两天两夜，从日军包围圈里撕开一道口子，救出了七千多名英军和传教士。那时候的刘长官，骑在战马上挥斥方遒，子弹擦着耳边飞都面不改色，怎么也想不到，十几年后会为了几斗米弯腰做煤球。 “当年您带着我们打鬼子，英军给您授勋章，报纸上都叫您‘抗日名将’，怎么现在……”杨振汉的话里满是不甘。 刘放吾掏出烟，给自己点了一根，烟雾缭绕中眼神依旧清亮：“勋章不能当饭吃啊。家里六个嘴巴要喂，孩子要上学，闲职那点工资，连买米都得算计着来。”他顿了顿，想起开煤球店的初衷，“降职后薪资又少了一截，文具生意没本钱，只能选个门槛低的。和泥、制球、晾晒，虽然累点，但能挣点现钱补贴家用，不丢人。” 杨振汉看着老长官粗糙的双手，那双手曾经握过指挥刀、扣过扳机，如今却沾满了煤黑，指甲缝里的污渍怎么也洗不干净。他记得当年仁安羌大捷后，蒋介石亲自召见刘放吾，称赞他“临危不乱，指挥有方”，可这样一位战功赫赫的将军，到了台湾却落得如此境地。 其实当时和刘放吾境遇相似的退役军官不在少数。退守台湾后，许多战功卓著的将领被闲置，薪资微薄，上有老下有小的家庭重担压得他们喘不过气。有人摆摊卖菜，有人拉人力车，曾经的铁血军人，为了生计不得不放下身段，在市井烟火中艰难谋生。 刘放吾从不说自己的委屈，每天天不亮就起床和泥做煤球，傍晚推着小车走街串巷叫卖。遇到熟客打趣“将军卖煤球”，他也不恼，笑着回应：“凭力气吃饭，光荣。”只是偶尔夜深人静，他会拿出当年的军功章，摩挲着上面的纹路，想起那些牺牲在战场上的弟兄，眼眶会悄悄泛红。 他从未后悔过抗日杀敌，只是遗憾，曾经保家卫国的双手，如今只能用来维持一家温饱。可即便如此，他也从未向命运低头，没有抱怨过不公，而是用最朴实的方式，扛起了一个男人、一个丈夫、一个父亲的责任。 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讨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