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70岁穷困潦倒的袁克定流落街头，却遇到了曾经的老仆人，仆人每天上街帮他捡来白菜帮子窝头充饥，表弟张伯驹知此情况后大惊失色，要将他接回承泽园。 1948年的深秋，北京胡同里的风像带了刀子，刮在脸上生疼。袁克定缩在墙根下，一件打满补丁的棉袄根本挡不住寒意，他佝偻着背，手里的拐杖磨得发亮，那曾是根象牙柄的文明棍，如今只剩光秃秃的木头杆。 胡同口的烤白薯摊冒着热气，甜香飘过来，勾得他肚子咕咕直叫。他下意识地摸了摸口袋，空空如也，连个铜板都没有。几天前还能从垃圾堆里捡到半个发霉的窝头，今天转了大半个城，只找到几片烂菜叶，被他小心地揣在怀里——那是中午就捡来的，现在已经冻得硬邦邦。 “大少爷？”一个怯生生的声音在耳边响起。 袁克定缓缓抬头，眯着昏花的老眼看清来人，浑身一震。那是当年袁家的厨子老刘，如今头发也白了，穿着件洗得发白的短褂，手里还拎着个布包。 老刘眼圈一下子红了，扑通就跪了下来：“奴才该死！奴才这才找到您！”他打开布包，里面是两个温热的窝头，还有几棵带着泥土的白菜帮子，“您先垫垫，奴才每天都给您送过来。” 袁克定接过窝头，手抖得厉害，滚烫的窝头烫得他掌心发红，却舍不得撒手。他张了张嘴，想说句“不必了”，喉咙却像被堵住，最后只化作一声哽咽。想当年，老刘在袁家后厨当差，连给客人端菜都得戴白手套，如今却要为他这个落魄公子捡菜叶、蒸窝头。 老刘没多说什么，每天天不亮就来，有时带个烤白薯，有时是半碗剩粥，总让他能填上口热的。袁克定靠着这点接济，才没在寒风里冻毙。他不再去捡垃圾，只是每天坐在墙根等，像个盼着亲人的孩子，看到老刘的身影就两眼发亮，那点骄傲早在饥饿里磨没了。 这事不知怎么传到了张伯驹耳朵里。这位民国四公子之一，一听表兄袁克定竟落到这步田地，手里的茶杯“当啷”掉在桌上，茶水溅了一身也顾不上擦。“荒唐！”他猛地站起身，马褂的扣子都扯掉了一颗，“他再怎么说也是袁项城的长子，怎能流落街头？” 张伯驹当天就坐着马车赶了过来。看到墙根下那个缩成一团的老人，头发花白打结，棉袄破烂不堪，正捧着半个窝头小口啃着，哪里还有半分当年“袁大公子”的模样？他鼻子一酸，快步走过去：“克定兄，跟我走！” 袁克定愣住了，嚼着窝头的动作停了下来，浑浊的眼睛看着张伯驹，像没反应过来。 “承泽园我给您收拾好了，有暖炉，有热饭，跟我回去享几天清福。”张伯驹不由分说，让随从把袁克定扶起来。袁克定的拐杖“啪”地掉在地上，他踉跄了一下，被人架着胳膊时，眼泪终于掉了下来——不是为自己落魄，是为这迟来的体面。 老刘在一旁抹着眼泪，把布包往袁克定怀里塞：“大少爷，您这就去享福吧，奴才……奴才以后还能去看您不？” 张伯驹拍了拍他的肩膀：“一起去，给表兄做口热饭。” 马车驶离胡同的时候，袁克定掀起帘子回头看了一眼。墙根下的寒风还在卷着落叶，烤白薯的甜香渐渐远了。他低头看着怀里老刘塞的白菜帮子，突然笑了，笑得像个孩子——原来这世上，最暖的从不是山珍海味，是落魄时递来的半个窝头，是绝境里肯认他这“大少爷”的老仆，是肯拉他一把的亲人。 车窗外，夕阳把影子拉得很长，袁克定拢了拢那件借来的厚外套，终于觉得，这深秋好像没那么冷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