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51岁的褚时健接任快要倒闭的玉溪卷烟厂厂长，当时厂里领导层不仅架子大，而且还不把他放在眼里，可褚时健仅用一招，就让他们心服口服。 那会儿的玉溪卷烟厂说是个烂摊子都算客气，账上欠着一屁股债，仓库里堆着能卖三年的滞销烟，连厂里的“红梅”都被人笑话是“又红又霉”。 车间里更别提多糟，机器坏了没人管，工人聚着打扑克，杂草都快长到车间门口了。 管理层倒摆起了官架子，供销科长见褚时健第一面就甩了句“做烟的门道您得学几年”，副厂长更是拿“会签制度”当挡箭牌，摆明了不配合。 褚时健没跟他们掰扯，天天穿着件洗得发白的中山装在车间转悠，一待就是三周。 别人以为他在看热闹，其实他手里的本子记满了数据，哪台机器总出故障，哪个环节烟叶浪费最多，工人为啥不爱干活，摸得门儿清。 他发现问题根本不在技术，而是“干多干少一个样”的老规矩把人磨懒了，管理层还把好烟叶偷偷送人情。 摸清了症结，褚时健直接拿出《岗位责任奖惩条例》。 条文不复杂，干得好比原来多拿一倍奖金，设备坏了两小时不修就撤职。 本来想先跟领导层通个气，后来发现没必要，直接在全厂大会上宣布。 供销科长当场炸毛，结果褚时健一句话就把他怼回去“不想干现在就走。 ”地委书记胡良也来撑腰，撂下狠话“谁不服气，立马卷铺盖走人”，毕竟厂里一年亏1200万，再不改革谁都扛不住。 这之后三天，车间机器全修好了，有个主任晚报修半小时就被降了职，大伙儿才算明白，新来的厂长不是来混日子的。 解决了干活的问题，褚时健又盯上了工人的住房。 80年代的国企都讲究“先生产后生活”，20平米的土坯房挤七八口人是常事。 褚时健偏不按常理来，从生产成本里抠出钱盖新宿舍，还带厨房厕所，这在当时的云南国企里头一份。 分房的时候更让人意外，不看工龄看产量，搬运工王长富因为干活效率比别人高三倍，第一批就拿到了钥匙，当时就给褚时健跪下了，这事儿在厂里传开，工人们心里都热乎起来。 光有房子还不够，褚时健又搞起了计件工资。 1981年第一次发奖金，达标的工人工资直接翻倍，银行流水打出来的时候，没人再抱怨干活累。 厂里渐渐形成了新风气，谁要是偷懒，不用领导说，工友们的唾沫星子都能把人淹了。 这种“干得好多得”的规矩，现在看来不算啥，但在当年“大锅饭”的环境里，简直是平地惊雷。 手里有了人心，褚时健又把主意打到了设备上。 他看中了当时最先进的MK9-5卷烟机，一台就要261万贷款，领导层都怕了，说这是拿身家性命赌。 褚时健拍了胸脯“赔了我抵命。 ”机器买回来，生产速度一下提了三倍，烟支合格率从60%飙到98%。 1982年新生产线一开，红梅烟从1块2涨到2块5，照样被抢着买，厂里总算缓过劲儿来。 后来褚时健又跑到烟田里折腾，发现烟叶质量不行，再好的机器也白搭。 他引进美国烤烟品种，教农民“三段式烘烤法”，还跟烟农签合同，保底价之外，烟叶质量好再加钱。 1985年云南烟农户均收入多了300块，那会儿公务员月薪才50块，烟农们都把他当财神爷。 就这么一步步干下来，到1996年，红塔山成了中国第一品牌，玉溪卷烟厂成了亚洲最大的卷烟厂，云南财政收入的六成都是它贡献的。 褚时健这一招“治厂”的秘诀，说复杂也复杂，说简单也简单。 先沉下去摸清真实情况，再用制度打破僵化的规矩，最后让人看到实实在在的好处。 现在回头看，那会儿的改革哪一步不是顶着压力？但他硬是把一个快倒闭的厂子变成了行业巨头，靠的或许就是这份“不唯上、只唯实”的劲儿。 这种从根子上解决问题的思路，不管是当年还是现在，恐怕都值得琢磨琢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