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卫立煌被囚禁，李明扬在看望他时，悄悄对他说“卫兄，你可不能去台湾，你我跟了他几十年，还不了解他吗？一旦去了，必遭毒手！” 南京卫公馆的青砖墙上，碎玻璃在初春的阳光下闪着冷光。 这位刚从东北战场归来的陆军二级上将，此刻正盯着窗台上那盆半枯的兰花发呆，身后三步远的地方，两个穿中山装的男人始终保持着不远不近的距离。 保密局的人说这是“保护”，可谁都清楚，这三米高墙圈住的，是蒋介石亲自定下的“战犯”。 卫立煌心里比谁都明白这场“软禁”的真实含义。 从辽沈战役结束那天起，他就成了南京城里最尴尬的存在。 蒋介石在军事会议上拍着桌子骂他“通共”，可转脸又送来一箱子补品，这种冰火两重天的待遇，让他想起十年前被软禁的张学良。 这样的日子过了近一个月，直到除夕夜那天，老战友李明扬突然来访。 这位留着山羊胡的徐州老乡没带任何年货，只拎着个空鸟笼，说是“给卫司令解闷”。 特务们搜遍鸟笼夹层也没发现异常，却没注意两人用徐州方言唠家常时，李明扬那句“介公忍你十年？台湾，去不得！”说得比鞭炮声还响。 送走李明扬的当晚，卫立煌把自己关在书房。 檀木匣子里躺着十根金条，每根都刻着他的表字“志城”。 这些原本打算留给子孙的积蓄，现在成了救命符。 他想起李明扬临走时塞给他的纸条，上面用铅笔写着“怡和洋行雪佛兰，句容三道岗换车”，墨迹边缘还沾着点酒渍。 大年初三凌晨，卫立煌换上了家丁的粗布棉袄。 本来想趁天没亮混出去，但后来发现门口的哨兵比平时多了两个。 无奈之下，他让副官以“给老母亲抓药”为由，开着那辆挂着怡和洋行牌照的黑色轿车出门。 哨兵检查时，副官悄悄塞过去的金条，在昏暗的光线下闪了一下就消失了。 车子出中山门时，卫立煌数着路边的法国梧桐。 每过一棵，心就往下沉一分。 到句容地界时，司机突然把车拐进一片竹林，三个穿短打的汉子早已等在那里。 后来才知道，这是李明扬托青帮朋友安排的接应，连换三次车的路线，都是按十年前运送军火的老路线走的。 在码头蹲了两天，卫立煌终于混上了去香港的货轮。 搬运工的粗布褂子裹着金条硌得肋骨生疼，可比起南京卫公馆的那碗“送行酒”，这点疼根本算不了什么。 船开那天，他站在甲板上望着越来越小的海岸线，突然想起李明扬说的“跟错人比打输仗更可怕”。 到香港的第一个月，卫立煌每天都看报纸。 本来以为蒋介石会派特务来追杀，没想到报纸上连“卫立煌失踪”的消息都没有。 后来才听说，李宗仁代总统和毛人凤为“谁该负责看守”吵得不可开交，反倒没人顾得上追究他这个“逃犯”了。 1955年春天，卫立煌收到一封来自北京的信。 信封上没有寄信人地址，只盖着一个红色的邮戳。 拆开一看，里面是一张烫金的请帖，邀请他回国看看。 那一刻他突然明白，当年从南京逃出来的，不只是一个被软禁的将军，更是一个终于看清方向的中国人。 如此看来，历史有时候真挺有意思。 蒋介石以为高墙和特务就能留住人心，却不知道真正的牢笼从来都不在南京卫公馆。 当卫立煌在香港茶楼点那杯“杏花逃柱”时，他逃离的或许不是某个地方，而是一个注定要被时代抛弃的旧梦。 这世上最坚固的牢笼，从来都建在人的心里，而打破它的，往往只是一句老乡的实话，和一点敢于转身的勇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