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9年春天，宋庆龄收到60万美元汇款，是弟弟去世后分给她的遗产。可短短两个月后，她却发出一封电报给弟媳，只有一句话的意思：这笔遗产她不能要。 在当时，这是一笔足以让人惊呼的巨款，足够买下北京城里几条整街的房子，更让人疑惑的是，那时候宋庆龄的生活并不宽裕——每月几百元的薪水，要负担雇工和养女的开销，甚至为筹集养女出国留学的学费，还不得不卖掉自己多年收藏的物品。 既然生活紧巴巴，那为何对触手可得的财富如此坚决拒绝？ 其实这笔钱的来源可以追溯到1931年母亲去世时，宋家兄弟姐妹分了家产，其中本有宋庆龄一份，但当年她决定不要，最小的弟弟宋子安便一直替她保管。 几十年来，这笔钱在宋子安心中是留给二姐的保障。然而突然的意外让这份心意成为遗产，1969年2月，宋子安在香港出席银行新分行开幕时，病发猝逝，年仅67岁。 消息迟迟才传到北京，等到宋庆龄知情时，律师已带着这笔钱上门，她却只说：“应该留给子安的孩子。” 宋子安在宋家是个特殊的存在。六个兄弟姐妹中，他与宋庆龄相差13岁，感情却最深，他自小黏着二姐，后院的梧桐树下，她常给他读书，哪怕他听着就睡着，那种依赖却早已种下。宋庆龄出国留学时，他来信求教英语，二姐鼓励他好好学，将来一起看原版电影。 1915年宋庆龄要嫁孙中山，家中反对激烈，当时才九岁的宋子安，却选择支持，他的想法很简单——姐姐愿意，便是对的。 1925年孙中山去世，宋庆龄陷入最难熬的日子，宋子安赶来陪伴，没有多说安慰，只默默守在她身旁，让她有地方可以依靠。 命运在1927年骤然翻转，政局变化让宋家绝大部分亲人站到另一边，而宋庆龄坚决不与他们同路，这一年她离家流亡，辗转到苏联，再到柏林。 1928年，原本应直接回国的宋子安，先到柏林探望这个政治上孤立又经济困窘的二姐，短短六天里，他尽力帮她渡过难关，临走前把所有积蓄交给照料她的人，并叮嘱有困难就写信，他一定会帮。 即便在国内事业有成，宋子安也保持自己的独立，他接手濒临倒闭的广东银行，用两年让它恢复盈利，战时还能亲自上阵指挥。 但建国之后，他定居美国旧金山，依旧奔波于美港之间，中美未能通航，姐姐弟弟只能通过熟人捎信诉念，每一次消息都显得弥足珍贵。 所以，当遗产送到宋庆龄面前时，她想到的不只是钱，而是多年被隔海阻断的亲情，子安在世时倾心守护，她在他离去之后，将守护转向他的子女。拒绝这笔巨款，不是因为不需要，而是因为她清楚，这份情意已经完成了它的使命。 后来，宋庆龄写信给弟媳，请她寄几张弟弟的照片。收到照片的那一刻，这位经历大风大浪的老人不禁泪流，将照片一直放在身边，她临终时留下话，让弟弟的影像和他们的合影一起葬入墓中。生前未能常见，死后至少相伴。 宋庆龄的一生，被政治与信仰推到了无数风口浪尖，而她与宋子安这段姐弟情，却在乱世里显得格外珍贵。 弟弟不受立场左右，只认亲情，姐姐在失去亲人时仍为他们的子女着想。这份深情，并非金钱可以衡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