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7年，李大钊牺牲后不久，他的三个子女在北平拍下了这张珍贵合影。 照片里，16岁的李星华搂着妹妹李炎华，最小的李光华站在中间，小手紧紧攥着衣角。 三个孩子穿着洗得发白的布衫，背后照相馆的布景画着假的山水，可他们的眼睛都望着镜头外，像在等一个不会回来的人。 法庭上，李星华为了掩护躲在乡下的哥哥李葆华，硬说自己是“家里最大的”。 法官盯着她单薄的身板，没再追问。 可等他们跟着母亲赵纫兰走出监狱，才发现家早被抄了。 锅碗瓢盆碎了一地，父亲常坐的藤椅断了条腿。 李葆华那时正在日本留学，接到消息连夜往回赶。 船到塘沽港，他把父亲写的《狱中自述》缝进衣领那上面有“矢志努力于民族解放事业”的墨迹。 后来他在上海搞地下工作，传递文件时总带着块怀表，表盖内侧贴着妹妹们的照片。 家里的积蓄早被父亲拿去资助革命，出狱那天，李星华翻遍箱子只找到一件带补丁的棉袍。 可这没拦住她和妹妹走进教室。 破庙里的黑板是用锅底灰刷的木板，学生大多是逃难的孩子。 有家长送来半袋玉米面当学费，李炎华摆摆手：“教他们认字，比啥都金贵。”我看到李星华在日记里写“黑板就是战场”，突然明白教育对他们来说不是职业，是父亲说的“唤醒民心的火把”。 最小的李光华记不得父亲的样子，姐姐们讲“爸爸是为大家牺牲的”，他就把这句话刻在铅笔盒上。 18岁那年征兵，他背着姐姐连夜跑到部队，报名时说“我叫李光华，我爸是李大钊”。 班长拍他肩膀：“知道，你爸的话我们都记得。” 新中国成立后，李星华整理父亲遗物，发现一个旧账本，每一页都记着“资助同志五十元”“买进步书籍三元”，家里的开销只有“米两斗”。 李葆华后来当了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办公室抽屉里总锁着那张合影，他说“看到孩子们的眼睛，就知道钱该花在哪儿”。 那张1927年的合影后来挂在了国家博物馆，玻璃柜里，李光华攥过的衣角还留着浅浅的褶皱。 旁边放着李星华用了一辈子的教案，最后一页写着“今天教《少年中国说》”。 他们没把父亲的精神挂在嘴边，却让每个字都长成了现实就像父亲说的，“赤旗的世界”，要靠一步一步走出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