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风]1972年，陈菊梅在取掉扁桃体，和割掉阑尾后。又斩钉截铁的对医生说：“请将我嘴里所有的健康牙齿都拔掉”。 那是七八十年代，中国一度被称为“肝炎大国”，特别是重症肝炎，当时的死亡率高得吓人，大概在70%到85%之间。 得了这个病基本就是在大门口这等着判死刑，这个课题成了烫手山芋，当时解放军302医院甚至到了“谁来牵头谁不敢接”的尴尬地步。 原因很现实，难度太大，没人想接这个费力不讨好甚至注定失败的活儿。 陈菊梅偏不信邪，一句“我来”，就把这座大山扛到了自己肩上。 也就是在那个连轴转的高压研究期，她的身体先垮了，一开始只是扁桃体发炎，她没当回事，接着熬，结果硬生生拖成了慢性肾炎，甚至出现了血尿。 作为一个专业医生，陈菊梅太清楚这时候该怎么办了：全休，精细治疗，慢养。 但她心里甚至还算了一笔账：按常规疗法保全器官、慢慢调养，需要漫长的周期，那个年代肝炎病毒每天都在收割人命，手里的科研刚走到一半，一旦停下来，前面的心血可能就废了，后面的病人就没救了。 这道选择题在她看来，只有一个解法。 只要把那些容易藏污纳垢、引发炎症的病灶彻底铲除，就能立刻重返战场，于是，为了这一目的，扁桃体成了第一个牺牲品，阑尾紧随其后。 当手术后炎症依然反复，病源被锁定在口腔时，她便毫不犹豫地做出了那个让同事震惊的决定：拔光所有牙齿，一劳永逸。 她说了一句特别狠的话：如果能消灭乙肝，哪怕摘掉我身上所有器官也无妨。 这种近乎偏执的狂热，其实并非突如其来的冲动，而是刻在她骨子里的本能。 如果你翻开她的履历，会发现这种“舍弃最优选”的操作早就有迹可循，当年她从上海第二医学院毕业后，作为公派留学生去了苏联列宁格勒医学院。 那时候在国外，不管是科研环境还是生活待遇，都远超国内，凭借第一名的考核成绩和全满分的毕业答卷，她完全有资格留在那里拿高薪，住大房。 但她毫不犹豫地回来了，就像她小时候见过因没钱治病而惨死的乡亲一样，她太知道哪里更需要医生，哪里才是她的战场。 回到1972年后的那段研究岁月，没了健康的牙齿，没了阑尾和扁桃体，甚至为了科研暴瘦，陈菊梅在数以千计的病例海里捞针。 起初，她筛选了700多份病例，筛出来50多份好的，结果发现治疗方法五花八门，完全没规律，那是真的绝望，此路不通，她就换思路，既然乙肝患者转氨酶高，那就想办法降它。 转机来得特别戏剧性。 她在查房时注意到了一个老太太，这位老人的转氨酶指标像坐过山车一样，忽上忽下，敏锐的陈菊梅抓住老人盘问细节：“奶奶，你最近到底吃什么了？” 老太太也不藏着，从枕头边摸出一瓶药，说这安眠药吃了指标就降，陈菊梅一把拿过瓶子，死死盯着成分表念叨：五味子，五味子…… 就像一道闪电划破夜空，她疯了一样冲回实验室，就是它！ 就因为这个不起眼的发现，加上之后没日没夜的提炼攻关，著名的“肝得安”系列（1号到9号蜜丸）问世了，这个突破，直接把那个让人绝望的重症肝炎死亡率，从百分之八十多硬生生拽到了38%，而且她提出的重型肝炎三级临床诊断标准，直到今天依然是业界的标尺。 当年的那个“残酷”决定，终于在无数幸存者的生命线上听到了回响。 这个对自己身体极度“残忍”的女人，对待工作却有着惊人的长情，本该在1998年就退休颐养天年的她，根本停不下来。 无论是2003年非典那场没有硝烟的战争，还是2008年汶川地震后的防疫前线，人们依然能看到那个已经满头银发的身影。 一直到2015年，她才算真正办了退休手续，而那时她已经是个90多岁的老人了。 那满口的假牙，仿佛是她身上最荣耀的勋章，为了不让无辜的人死去，她把自己的身体当作燃料，毫不吝啬地一把火烧了进去，只为照亮那个曾被视为绝路的黑暗隧道。 信源：人民资讯 人民日报政文:她的一生,都献给了传染病防治事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