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日军用毒气攻下高安城，74军军长王耀武看着满地的国军尸体悲痛欲绝，这时上级命令王耀武撤退的时候，王耀武坚决不从，他誓死要为死去的弟兄们报仇。 1941年春天，站在高安城外围阵地上的王耀武，眼前的景象足以让任何一名职业军人崩溃，作为国民党军第74军的军长，他此时面对的是成片倒下的弟兄。 日军指挥官园部和一郎此时已经急红了眼，为了打通这把钳向赣北的“铁钳”，甚至把早就被1925年国际公约严令禁止的毒气弹给搬上了台面。 战场上的黄绿色烟雾还未完全散去，那是一种被称为“特殊烟”的死亡迷雾，74军虽然号称精锐，但大部分士兵手里根本没有像样的防毒面具，很多人就这么在痛苦的挣扎中不明不白地倒下了。 日军第34师团趁着这股邪劲，以为已经彻底摧毁了守军的意志，疯狂地扑向核心阵地。 这时候，一道来自上级的命令摆在了王耀武面前：撤退。 第19集团军总司令罗卓英的布局是想把日军放进袋子里打，前面要是顶不住硬拼，搞不好会把这点精锐家底全赔进去。 况且当时日军集结了两万多人的兵力，分北、中、南三路合围，另外两路虽然遇到阻碍，但依然对侧翼构成威胁，这时候走，算是“保存实力”。 但王耀武把那份命令看了又看，最终却做出了一个违背常规的决定，他太了解对面的日本人了，这并不是他第一次在江西和日军交手，早在1939年他就带着部队在这片土地上和对方死磕过。 这一次，日军之所以敢冒天下之大不讳用毒气，恰恰暴露了他们的虚弱和急躁——北路的第33师团被国军边打边撤引进笼子揍了一顿，南路的进攻也并不顺畅，他们急需在中路的高安撕开缺口，结束这场代号为“锦江作战”的攻势。 日本人此刻一定在想：毒气放完了，中国人不是死了就是吓破了胆，今晚的高安城应该是最安全的。 日军以为的“必胜时刻”，往往是他们防备最松懈的时刻，这不仅是报仇雪恨的情绪在燃烧，更是一种基于战场心理学的冷酷算计，与其此时窝囊地撤退让士气崩盘，不如来个回马枪。 日军确实如同王耀武预料的那样，以为大局已定，进城后除了少量的哨兵，大部队已经开始休整。 王耀武挑出了一批早就置生死于度外的“敢死队”，这时候什么步枪机枪都显得多余，最好的武器是刺刀和手榴弹。 队伍摸上去的时候，那是真正的“噤声”，连呼吸都压到了最低频率，城门口那几个聚在一起闲聊的日本哨兵，压根没意识到死神已经站在了身后，还没等惊呼出声，就被几把刺刀干净利落地解决。 直到那个不幸撞上外出身日军的瞬间，第一声枪响才打破了寂静，但这时候，敢死队的主力已经像钉子一样扎进了日军的心脏地带。 随后赶到的大部队，不再是败兵，而是一群复仇的猛兽，此时战场形势已经不仅是高安一城的得失，整个上高会战的局势都在逆转。 李天霞的51师从侧翼像是尖刀一样插进来，余程万的57师和廖龄奇的58师在正面硬推，那晚王耀武亲自带着人在巷子里和日军逐屋争夺，打到手心里全是汗水和血水，枪都握不住了，他干脆从那身满是硝烟味的军装上撕下来布条，死死把手和枪把绑在一起，接着冲。 等到天亮的时候，胜负已分。不仅是高安城重新插上了国军的旗帜，日军仓皇逃窜留下的除了大量没来得及带走的装备，甚至还有那一罐罐罪证确凿的毒气弹。 这一场反击，直接要把日军第34师团的脊梁骨打断，他们不但没能完成切断第19集团军指挥部的任务，反而在随后的突围战中遭遇了中国军队的多层阻击，伤亡数字直逼一万五千人。 这种打法，也让日后的日军战史资料里，不得不在这支被他们称为“三五部队”的对手名字下，重重地记上一笔恐惧。 主要信源：（人民网——抗日战争十大战役：上高会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