聊郭沫若，我知道很多人第一反应就是撇嘴。但有两件事，你听完可能就撇不动了。第一，那个年月，他身居高位，却一辈子没亲手整过一个人；第二，他经手的国宝能装满几个博物馆，自己却一件没拿过回家。 很少有人注意到，郭沫若在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前，其实已经是文化界的领军人物。早在1921年，他就在上海与郁达夫等人发起创建“创造社”，提倡文学革新、个性解放，那时他还没有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 但1937年抗战爆发后，他接受周恩来邀请回国，出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厅长，直接负责文化战线的组织和宣传。 他以此身份团结进步作家，组织文艺演出，出版抗战作品，一度成为国共统一战线中文化力量的象征人物。 1938年，他在武汉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之后的岁月里，他的角色从文化战士转为体制内核心力量，先后担任中国科学院院长、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等要职。 政治地位提高了，可他家里没什么变化。北京旧书摊的老板见他常常穿着洗得发白的中山装去买古书，谁也不信这个就是写《女神》的郭沫若。 在学术上，他主张用唯物史观解释中国古代社会。1950年代，他主持编写《中国古代社会研究》，提出中国历史从原始公社到奴隶社会、再到封建社会的三阶段模式。 当时学界对他的观点褒贬不一，有的说他套用了苏联理论，但不能否认他推动了整个史学界对中国古代社会结构的重新审视。他还主编了《十批判书》，对先秦儒家哲学进行了系统批判，对推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传播有直接影响。 文物方面，他研究甲骨、青铜器几十年。他亲自勘查后母戊鼎铭文，提出定名方案，今天我们熟知的“后母戊鼎”三字正是他所定。 他不仅仅研究，更直接参与一线发掘。 郭沫若没有在文革中倒戈整人，也没有在诱惑面前贪墨国宝。他虽不是完人，也做过让人失望的让步，但在核心底线面前，他做出了自己的选择。 生活中，他坚持坐公交、穿旧衣，对家人要求严格，始终保持节俭本色。 或许争议永远不会消失，但有一点值得确认：在那个风雨飘摇的年代，郭沫若没用权力害人，也没用身份揩油。他不是铁骨铮铮的烈士，但他是那个时代为数不多的“守住了底线”的人。 这样的品格，即使不能让人彻底认同，也不该被轻易嘲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