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甫的伟大之处在于哪里?为什么说他是民族精神的表现者与塑造者? 提到杜甫，你最先想到的是什么？是“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的少年豪情，还是“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辛辣批判？是“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的家国之痛，还是“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的悲悯情怀？ 我们总说杜甫是“诗圣”，可这份“圣”气背后，藏着的不是高高在上的疏离，而是深入骨髓的共情与担当。 他的伟大从不是文字技巧的巅峰，而是用一生践行的“穷年忧黎元，叹息肠内热”；他能成为民族精神的表现者与塑造者，也正因他把个人命运与家国百姓紧紧绑在了一起，活成了中国人精神世界里的一面镜子。 年轻时的杜甫，也曾是个“裘马轻狂”的少年。 出身“奉儒守官”的家庭，他自幼才华横溢，七岁就能咏凤凰，十四五岁就出入文人雅集。 二十多岁的他开启壮游之路，登泰山时写下的“会当凌绝顶”，满是少年人的壮志凌云，那时的他，和所有心怀理想的年轻人一样，渴望“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想靠一身才学在朝堂施展抱负。 可命运偏要把他推向苦难的深渊，也正是这份苦难，让他完成了从“诗人”到“诗圣”的蜕变。 天宝年间，杜甫满怀希望重返长安求仕，却撞上了权相李林甫“野无遗贤”的骗局，所有考生尽数落第。 这之后的十年，成了他最困顿的时光，为了生计，他不得不低声下气依附权贵，亲眼目睹了官场的腐败与底层的疾苦。 也是在这段日子里，他的笔锋开始转向。 不再只写个人的理想与失意，而是把目光投向了街头巷尾的普通人。 他写《兵车行》里“牵衣顿足拦道哭，哭声直上干云霄”的生离死别，批判统治者穷兵黩武带给百姓的灾难；写《丽人行》里权贵们的荒淫奢靡，字字辛辣却又入木三分。 尤其是那句“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只用十个字就道尽了盛唐繁华下的阶级鸿沟，这份对现实的敏锐洞察和对底层的深切同情，成了他伟大的底色。 安史之乱的爆发，彻底改写了他的人生，也让他的诗歌真正成为了不朽的“诗史”。 战乱中，他被叛军俘获押往长安，亲眼见证了昔日繁华的都城沦为废墟。 “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这简单的十个字，没有华丽的辞藻，却把家国沦丧的悲痛写得入木三分，连花鸟都染上了人的哀愁。 后来他侥幸逃脱，历经艰险投奔肃宗，哪怕自己身陷困境，仍不忘牵挂百姓。 乾元二年的春天，杜甫从洛阳返回华州的途中，恰逢唐军邺城溃败，沿途哀鸿遍野。 他把自己的所见所闻写进了《新安吏》《石壕吏》《潼关吏》和《新婚别》《垂老别》《无家别》里，这就是流传千古的“三吏三别”。 他不站在统治者的立场唱赞歌，也不刻意渲染悲情，只是客观地记录下老妪被迫从军、新婚夫妇仓促离别的场景。 在他的笔下，没有抽象的苦难，只有一个个鲜活的人，这份“以百姓之心为心”的共情能力，让他的诗歌穿越千年仍能刺痛人心。 更难得的是，杜甫的悲悯从不是居高临下的怜悯，而是“己饥己溺”的感同身受。 晚年的他漂泊西南，居无定所，在成都草堂的日子算是难得的安稳，可一场秋风就把茅屋吹破。 “床头屋漏无干处，雨脚如麻未断绝”，在这样的窘境里，他想到的不是自己的苦难，而是“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甚至愿意“吾庐独破受冻死亦足”。 这份把个人苦难抛诸脑后，一心牵挂天下苍生的胸怀，正是中国人最推崇的精神境界。 为什么说他是民族精神的表现者？因为他身上浓缩了中国人最核心的家国情怀与忧患意识。 从青年时的壮志凌云，到中年时的颠沛流离，无论处境如何艰难，他从未放弃对国家的牵挂、对百姓的关怀。 “不眠忧战伐，无力正乾坤”，哪怕自己人微言轻，也始终心怀天下；“剑外忽传收蓟北，初闻涕泪满衣裳”，国家的安危得失直接牵动着他的喜怒哀乐。 这种“位卑未敢忘忧国”的担当，这种“先天下之忧而忧”的情怀，正是中华民族绵延千年的精神基因。 而他之所以能成为民族精神的塑造者，在于他用诗歌把这份精神永远地记录了下来，代代相传。 在战乱频仍的年代，他的诗歌是记录苦难的“史书”，让后人永远铭记太平的可贵；在国家危难之际，他的诗句成了凝聚人心的力量，激励着无数仁人志士挺身而出。 后世的文人墨客，在抒发爱国情怀时，总会想到杜甫；普通百姓在感受生活艰辛时，也能从他的诗里找到共鸣。 他的精神就像一粒种子，在中华民族的土壤里生根发芽，成为我们面对困境时的精神支撑。 有人说，杜甫的诗太“苦”了，可正是这份“苦”，让我们看到了人性的光辉。 他一生颠沛流离，晚年更是贫病交加，最终在一条小船上走完了一生。 可他从未怨天尤人，反而把所有的苦难都转化成了对家国百姓的深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