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8年，国航机长袁斌只因为不满分房制度，携带着妻子，驾驶载有95名乘客的飞机叛逃台湾，客机刚飞入台湾领域，就被拦截，乘客瞬间陷入惊恐，但最终夫妻俩的结局却让人拍手叫好...... 1998年10月28日的清晨，万米高空之上，正在执飞北京至缅甸航线的机长袁斌突然侧过头，说出了一句：“配合我，我们要改道去台湾。” 还没等文飞消化完这句话，坐在后排观察位的机长妻子徐梅已经动作麻利地起身上锁，把那扇厚重的驾驶舱门锁死，彻底切断了与客舱和外界的物理联系。 在那个年代，能在国航当上波音飞机的正机长，毫不夸张地说，袁斌站在了当时中国社会金字塔的塔尖。 他出生干部家庭，自幼顺风顺水，24岁从航校毕业直通国航，仅仅入职四年就分到了一百平米的福利房，这在当时住房紧张的北京简直是天方夜谭。 再看收入，1998年的北京房价不过每平米两千出头，而刚刚晋升为机长的袁斌，算上工资、绩效和各种补贴，每个月到手的钱能有两万块。 两万块意味着他一个月的收入就能抵得上普通工人家庭好几年的总和，意味着除去开销，他只要工作一年就能全款在北京黄金地段买套房。 这种生活，说是“天之骄子”都显得谦虚了，可偏偏就是这种极致的优越感，酝酿出了最贪婪的毒液。 1998年正值国家取消福利分房的前夜，国航抓住了政策的尾巴搞了最后一批实物分房，早已享有一套百平住房的袁斌，因为升了机长，觉得自己的“身价”涨了，那房子也就该跟着升级，必须要换个更大、位置更好的。 但分房名单上压根没有他的名字，他冲进领导办公室拍桌子，咆哮着质问为什么自己这个“青年才俊”被无视，双方吵得不可开交，虽然领导后来用了“明年再说”这种缓兵之计，但在袁斌看来，这根本就是在画大饼，是整个单位都在针对他。 10月份，队里突然调整了排班，减少了袁斌的飞行小时数，转而安排他去负责新员工培训，这在管理层眼里或许是让他“冷静冷静”或者正常的“传帮带”，但在敏感多疑的袁斌看来，这就是赤裸裸的“穿小鞋”，是组织要收拾他的前兆。 这种被迫害妄想症加上极度膨胀的私欲，让他想起了一个自以为是的退路——台湾。 为了这次叛逃，袁斌做得极其决绝，他和妻子徐梅不仅悄悄变卖了北京的家产，把钱换成了便携的金银首饰，甚至在计划实施前，他还对原本安分守己的徐梅下了最后通牒：“不跟我走，我们就离婚。”原本是教书育人的徐梅最终选择了妥协，成为了这场恐怖闹剧的共犯。 当CA905航班刚刚掠过太原上空，地面塔台很快就察觉到了航向的异常偏离，呼叫声在无线电里此起彼伏，但回应他们的只有令人窒息的电流声——袁斌早就切断了通讯。 紧接着，我方的战斗机紧急升空监视，这一路惊心动魄的伴飞一直持续到台湾海峡。 上午11点17分，飞机降落在台北桃园机场，跑道尽头，大批全副武装的警察、消防车和救护车严阵以待。 舱门打开的那一刻，袁斌大概还沉浸在被鲜花和掌声包围的幻想里，对着冲上来的台湾警察高喊：“我是来投奔的！” 然而，迎接他的不是闪光灯，而是冰冷的手铐。 这对夫妻做梦都没想到，此时的台湾当局为了遏制频繁的劫机犯罪，早已修改了政策，劫机不再是“义举”，而是严重的恐怖行为。 下了飞机的袁斌夫妇被直接扭送进了看守所，等待他们的是一场迅速的审判，台湾地方法院一点面子没给，直接以劫机罪判了袁斌10个月、徐梅6个月的有期徒刑。 主要信源：（长江日报——“10·28”机长劫机案始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