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风]1966年8月24日，老舍投湖自尽于北京西城太平湖，在投湖自尽前，他特别舍不得自己最疼爱的孙女，在出大门前，他走到院子中间，把唯一的孙女小月叫出来，小月刚刚三岁，老舍郑重地向自己的孙女小月说：“和爷爷说再见”。 那个特别的夏天，北京的热气像个蒸笼，罩得人喘不过气来，1966年8月24日，这日头毒辣，但在这个名为“丹柿小院”的院子里，时间仿佛被凝固成了一个冰点。 六十七岁的老舍，身上带着前一日受辱留下的伤痕，心里却平静得让人害怕，他换了一身干干净净的衣服，甚至连所有的穿戴都特意整饬了一番。 在跨出那扇最终的大门前，他没急着走，而是特意走到院子正中央，那里有他平时种下的柿子树，也有满院子的生活气，他停下脚步，喊了一个名字：小月。 小月是他的孙女，儿子舒乙的女儿，也是这苦闷日子里他心尖上最柔软的那块肉，小丫头才三岁，正是那是世事不知、满眼童真的年纪，她哒哒哒跑出来，那一双清澈的大眼睛望着爷爷，里头什么杂质都没有。 老人看着这唯一的孙女，弯不下那个深受重伤的腰，只能极尽郑重地，说了那句后来让无数人落泪的话：“和爷爷说再见。” 这七个字轻得像风，却重得像山，小月哪里听得懂这里头的生离死别？在孩子的世界里，爷爷这只是又要出门去溜达，或者去那个满是书本的地方讲故事了，于是她甜甜地笑，扬起那只肉乎乎的小手，用力地摆动着。 阳光洒在爷孙俩中间，一边是这辈子再也回不来的绝望背影，一边是期盼着“爷爷一会儿见”的天真笑脸，这一幕，成了这位文学巨匠在人世间最后的温存定格。 说起这位老舍先生，本名舒庆春，是个地地道道的“苦孩子”，他的根在满族正红旗，1899年出生时，家底子就薄。 那个做护军的父亲早早就把命丢在了战乱里，全靠母亲那一双给人洗衣服的手，在凉水里泡着，硬是把他拉扯大，十三岁就辍学讨生活，尝尽了生活的酸甜苦辣，也是这一路咬牙切伏考师范、当老师的经历，让他那支笔长出了眼睛。 后来他漂洋过海去了英国，在伦敦那个东方学院教了五年汉语，顺带读了一肚子西方书，把眼界打开了，回国后，从山东的讲台到重庆的抗战协会，他没停过笔，那一本本《老张的哲学》、《离婚》、《猫城记》，写的全是他最熟悉的市井烟火。 特别是那《骆驼祥子》，把底层车夫怎么被旧社会这台绞肉机碾碎的过程写透了；还有那《四世同堂》，把北平人在铁蹄下的那股子韧劲和屈辱，刻得入木三分。 再到后来的《茶馆》，三代掌柜，人走茶凉，满纸都是时代的变迁，谁能想到，写了一辈子小人物悲欢的他，最后竟也要扮演一个无助的离场者。 那天，告别了不知情的小孙女，他真的就这样走出了家门，不是去访友，也不是去散步，他一路向西，去了德胜门外的太平湖，那地方水面不算深，芦苇丛生，是老北京水系的一段旧影。 有人后来回忆，他在湖边枯坐了一整天，看着日头从东转到西，看着湖水映照着自己的影子，他这一生，虽然娶了比自己小十三岁的妻子胡絜青，养育了舒济、舒乙、舒雨、舒立四个出息的孩子，家庭算是圆满和睦，可在那一刻的时代洪流面前，个人的命运轻薄如纸。 直到夜幕彻底笼罩下来，家里人开始慌了，本来以为只是平常外出，可星星都挂满了天，人还没回来，那种不祥的预感像野草一样在家人心里疯长，大家四处去找。 而在那个无人知晓的深夜，这位老人，怀着无法言说的痛楚和无奈，一步步走向了湖心，把自己的身躯沉入冰冷的水底。 第二天噩耗传来，尸体被发现时，虽然肚子里没呛水，但那一身明显的青紫和肿胀的眼睛，都在无声地诉说着他走之前的遭遇与决绝。 消息到了家里，成了天塌的大事，小月的妈妈抱着孩子，眼泪止不住地往下掉，可还得拼命忍着，不能吓着孩子。 那个刚刚还在挥手的小月，哪知道爷爷已经不在了，她还要找爷爷玩，母亲只能编织那个善意的谎言，告诉她：爷爷去了一个很远的地方，那里书多，他在那里继续写故事呢。 小家伙似懂非懂地点头，但眼里的疑惑怎么也散不去，这个关于“爷爷去哪儿了”的问题，成了她童年解不开的谜。 随着岁月流转，那个曾经挥着小手告别的孩子慢慢长大了，她开始去翻爷爷留下的书，在那一行行文字里，她仿佛穿越了时空，重新看见了爷爷——看见了他的幽默，看见了他的慈悲，也看见了那个时代的风雨。 血脉和文字，终究是一种奇妙的传承，舒乙把对父亲的记忆刻在心里，而那个当年的三岁小女孩，后来也真的成了一个热爱文学的青年。 每当她在灯下执笔，记录着这个世界的所见所想时，仿佛都在完成那场未竟的对话，她终于明白，那个夏天的“再见”，不是结束，而是爷爷把某种关于爱与坚守的火种，隔着生死的河，悄悄交到了她的手里。 信源：新京报老舍诞辰120周年:不该被忘却的老舍之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