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4年，一名女环卫工突然收到一笔30亿巨款，当得知汇款人后，她决定拿出24亿捐给国家。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1984年的北京胡同里，七十多岁的耿维馥正低头扫街，一阵脚步声打断了扫帚的沙沙声。当工作人员告知她，一笔30亿日元的遗产被判归她所有时，老人手里的扫帚啪嗒就掉在了地上。 按当年汇率换算，这笔钱相当于2940万人民币，在八十年代能买下上千套北京四合院。可谁也没想到，这位穿蓝布工装、日子过得紧巴巴的环卫工，转头就把24亿日元捐给了国家。 街坊们都懵了，只知道这位“耿大妈”沉默勤恳，每天天不亮就把胡同扫得干干净净。没人知道，她还有个尘封多年的名字——赵碧琰，更不知道这笔巨款背后，藏着她半生都想摆脱的屈辱。 这笔钱的原主人，是她的前夫赵欣伯，一个双手沾满国人血泪的汉奸。 赵欣伯的人生格外荒唐，早年是清朝禁军，混不下去就去戏班子唱男旦，后来留日读法学成了博士。耿维馥年轻时或许曾佩服过他的学识，可婚后的日子，成了无休止的煎熬。 赵欣伯为了纪念早逝的前妻，强行让新婚的她改名为“赵碧琰”，让她在婚姻里活成了别人的替身。比改名更窒息的，是赵欣伯的卖国行径。他靠着在日本的关系，攀附侵华战犯土肥原贤二，坐上了伪满洲国立法院院长的位置。 他利用职权疯狂搜刮东北百姓的血汗钱，把金银珠宝源源不断运往日本，在东京繁华地段购置了多处地产和豪宅。 最阴险的是，这些沾满血泪的资产，全被他登记在了“赵碧琰”名下，让耿维馥成了名义上的持有者。 新中国成立后，耿维馥第一时间改回原名，把所有和“汉奸家属”相关的文件全烧了。她找了份扫街的工作，就想靠自己的双手挣口干净饭吃，彻底和那段黑暗过往切割。 可她没想到，随着日本经济腾飞，当年的房产地价暴涨，这笔遗产成了各路冒名者觊觎的肥肉。爱国侨领陈焜旺偶然得知此事后，立刻上报国内，直言这是属于国家的资产，必须追回来。 而追回资产的关键，就是找到真正的“赵碧琰”。工作人员翻遍北京户籍档案，都没找到这个名字。几经周折，他们才在旧鼓楼大街的胡同里，找到了扫街的耿维馥。 在信息不联网的年代，要证明扫街大妈就是当年的赵碧琰，难度堪比大海捞针。工作人员四处奔波，不仅收集了19份证人证言和18份书证，还找来末代皇帝溥仪的亲妹妹帮忙作证。 1976年，满头白发的耿维馥第一次站上日本法庭，面对对方律师的刁钻追问，还有旧人临时改口的背叛，诉讼最终失败。 屈辱没让她退缩，国家也没放弃。1979年，经邓小平、耿飚等领导人特批，中国律师团远赴日本处理此案。 主办律师傅志人耗时八年收集证据，直到1984年9月，日本法院在无可辩驳的证据面前，终于认定耿维馥的继承权有效。 巨款到手，耿维馥却夜夜难眠。这笔钱对她来说，从来不是财富，而是压了半生的耻辱。她清楚记得，这些钱每一分都浸着东北百姓的血泪，是前夫背叛国家的铁证。 没等众人反应过来，她就做出了决定：把24亿日元捐给国家，自己只留少量钱过日子，剩余的用来资助文教事业。 捐赠之后，北京胡同的清晨，依旧能听到她扫地的沙沙声。她还是那件洗得发白的蓝布工装，依旧把路面扫得一尘不染，仿佛什么都没发生过。 直到1989年去世，她始终过着清贫的生活，用一把扫帚扫净路面尘埃，用一笔捐赠涤荡了过往阴霾。有人说她傻，放着亿万家产不享清福；也有人说她活得通透，守住了心底的清白。 在那个物质匮乏的年代，耿维馥用最朴素的选择，诠释了什么是家国情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