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2年，徐悲鸿被迫娶村姑为妻。新婚夜，他嫌弃地把妻子扑倒在床。不久后，妻子怀孕，他却怒斥：把孩子打掉 那年徐悲鸿刚满17岁，是江苏宜兴屺亭桥镇上小有名气的“画痴”。他自幼跟着父亲徐达章学画，山水、人物、花鸟，样样拿得出手。可惜家道中落，父亲积劳成疾，家里的药罐子从没断过。母亲抹着眼泪跟他说，邻村的廖家愿意出一笔彩礼，帮着给父亲治病，条件是让他娶廖家的女儿廖静文？不，那时的廖家女儿叫廖翠娥，是个大字不识一个的村姑，裹着小脚，一辈子没出过县城。 徐悲鸿攥着手里的画笔，指节都泛白了。他心里装着的是上海的画坛，是远方的艺术殿堂，不是三亩地一头牛的农家日子。可看着父亲咳得直不起腰的样子，他终究还是点了头。 新婚的红烛燃得噼啪响，映着红盖头下廖翠娥通红的脸。徐悲鸿坐在桌边，一杯接一杯地喝着闷酒，酒气呛得他眼睛发酸。他掀开盖头的时候，看见廖翠娥怯生生的眼神，粗布衣裳洗得发白，手上还有做农活磨出的茧子。他心里的烦躁一下子涌了上来，什么情分什么尊重，全被“被迫”两个字碾得稀碎。 他猛地伸手，把廖翠娥扑倒在床上，动作里满是嫌弃，没有半分新婚的温柔。廖翠娥吓得浑身发抖，眼泪无声地掉下来，却连一声哭都不敢出。那晚过后，徐悲鸿就很少回新房，他要么躲在画室里画画，要么就跑到镇上的茶馆，听人说外面的世界，说上海的十里洋场，说西洋画的光影技法。 廖翠娥却把他当成了天。她每天天不亮就起床，给公婆熬药，给徐悲鸿准备笔墨纸砚，把他画废的宣纸小心翼翼地收起来，说留着以后擦桌子。 他画到深夜，她就默默守在旁边，给他温着粥，不敢出声打扰。他偶尔说一句“这粥太稠了”，她第二天就会熬得稀一点；他说画具乱了，她就学着分门别类地整理。村里人都说廖翠娥好福气，嫁了个有文化的后生，只有她自己知道，这个丈夫的心，从来不在她身上。 日子一天天过，廖翠娥的肚子慢慢鼓了起来。她摸着小腹，脸上露出了久违的笑容，她想，有了孩子，丈夫或许就能多看她一眼，或许就能安下心来过日子。她怀着忐忑的心情，把这个消息告诉了徐悲鸿。正在画画的徐悲鸿手一抖，画笔在宣纸上洇出一大片墨渍。 他猛地转过身，眼睛瞪得通红，对着廖翠娥吼道：把孩子打掉！廖翠娥的笑容僵在脸上，眼泪像断了线的珠子一样往下掉。她哽咽着问为什么，徐悲鸿却背过身去，声音冷得像冰：我要去上海学画，我不能被孩子拖累。我这辈子，不能困死在这个小村子里。 廖翠娥没说话，只是默默地抹着眼泪。她去找了婆婆，婆婆抱着她哭，说儿大不由娘，说悲鸿这孩子，心太野。婆婆偷偷给她塞了点钱，让她别听悲鸿的，说孩子是徐家的根。廖翠娥咬着牙，硬是把孩子留了下来。几个月后，她生下了一个儿子，取名叫徐劫生。劫生，劫难里生的孩子，这个名字，藏着她满心的委屈和无奈。 孩子出生那天，徐悲鸿正在收拾行李。他拿到了去上海的路费，是同乡凑的。他看着襁褓里的孩子，皱着眉，一句话没说，转身就走了。廖翠娥抱着孩子，追到村口，看着他的背影越走越远，直到消失在路的尽头。她站在风里，哭了整整一个上午。 徐悲鸿到了上海，后来又去了法国留学，他的画名越来越响，成了享誉世界的艺术大师。他后来娶了蒋碧薇，又有了新的家庭，新的生活。他很少再提起廖翠娥，很少再想起那个在宜兴乡下的小村子。可他不知道，廖翠娥守着那个叫徐劫生的孩子，守着空荡荡的家，一守就是一辈子。 她靠着给人缝补浆洗过日子，把孩子拉扯大，教他做人，教他要像父亲一样有出息。徐劫生长大后，也喜欢画画，廖翠娥把徐悲鸿当年画废的宣纸拿出来，让儿子临摹。 很多年后，徐悲鸿在一次画展上，看到了一幅临摹他早年风格的画，落款是徐劫生。他愣住了，派人去打听，才知道那是他的儿子。他辗转联系上了廖翠娥，想接她们母子去北京。廖翠娥却摇了摇头，她说，她习惯了乡下的日子，她说，只要他过得好，就够了。 徐悲鸿站在廖翠娥的坟前时，已经是白发苍苍的老人。坟头长着青草，墓碑上刻着“廖氏翠娥之墓”。他手里拿着一幅画，是他当年在新婚夜想画却没画成的画，画里是一个穿着粗布衣裳的女子，正低着头，给油灯添油。他蹲下来，眼泪滴在画上，嘴里反复念叨着：对不起，对不起。 这场1912年的包办婚姻，是徐悲鸿一生的愧疚，也是廖翠娥一生的宿命。在那个新旧交替的年代，一个人的抱负，往往要以另一个人的牺牲为代价。徐悲鸿用一生的时间，追求艺术的巅峰，却忘了，在他身后，有一个女人，用一生的时间，守着一个没有温度的承诺。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讨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