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在以前，中国退出联合国是一个笑话，但是现在却成为了我们切切实实要考虑的问题。 12月24日，第79届联合国大会全会通过了下一年度预算草案，中国要缴的会费比例定在15.78%，算下来就是7.9亿美元，缴费截止日是2025年2月28日。 7.9亿美元不是小数目。这笔资金换算成人民币超过六十亿元，相当于一座三四线城市一整年的民生项目投入。中国每年的缴费压力都在实质性增加，这一点必须正视。 联合国会费的分摊比例每三年会审定一次。其核心依据是各国的国民总收入、债务负担和人均收入水平等指标，本质是按支付能力分配责任。中国的比例从2000年以前的不足1%，逐步攀升到如今的15.78%，背后是经济总量增长带来的必然结果。 但比例增长的速度，已经超出了合理承担的范畴。2013年到2015年期间，中国的会费比例才刚超过5%。短短十余年时间，这一数字翻了三倍还多。与此同时，美国作为全球第一大经济体，其会费比例长期稳定在22%左右，近十年没有出现大幅波动。 更关键的是缴费落实情况。中国一直都是联合国会费的足额缴纳国，连续多年没有任何拖欠记录。2025年度的部分相关费用，中国甚至已经提前缴清，联合国副发言人曾专门就此用中文表达感谢。 美国的表现则完全相反。联合国最新通告显示，美国目前拖欠的会费金额已达15亿美元。这种长期欠费的行为，直接加剧了联合国的财政运转危机。一边是中国足额缴纳且比例持续攀升，一边是主要发达国家欠费不缴，这种责任分担的失衡，让中国的付出显得格外沉重。 有人会说，大国就该多承担责任。这个说法本身没问题，但责任与权利必须对等。中国作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始终在履行应尽义务。自1989年以来，中国累计派出四万余人次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目前在八个任务区执行任务的维和人员数量，在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位居首位。 中国还向全球近17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提供了超过四千亿元人民币的援助，派遣六十多万援助人员参与国际减贫事业。这些实打实的贡献，已经充分体现了大国担当。 可在联合国的资源分配和规则制定中，发展中国家的话语权依然不足。中国曾明确提出，联合国预算应更多兼顾发展中国家利益，提升发展中国家在秘书处人员构成中的代表性，强化资金使用的透明度与审计问责机制。 这些合理诉求至今没有得到充分回应。联合国的部分预算，还存在投入效率不高、形式主义严重的问题。中国缴纳的会费，理应得到更合理的使用，理应更好地服务于全球共同利益，而不是成为某些低效运转的成本。 这就是我们现在要认真考虑退出联合国相关议题的核心原因。不是不愿意承担责任，而是不愿意承担不对等、不公正的责任。以前说退出是笑话，因为当时中国需要联合国这个平台融入国际社会，需要通过多边机制维护自身发展利益。 现在情况已经不同。中国的综合国力已经足够支撑自身的国际话语权，已经能够通过更多元的渠道参与全球治理。中国牵头成立的“全球治理之友小组”，涵盖四十三个成员国，相关倡议得到一百四十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认可。 这些新的多边合作平台，更能体现发展中国家的诉求，更能实现责任与权利的对等。当联合国这个传统平台，开始让中国承担超出合理范围的成本，却无法保障中国应有的权益时，重新考量自身的参与方式就成了必然。 当然，考虑退出不代表立即退出。中国始终是多边主义的坚定支持者，始终认可联合国在国际体系中的核心作用。我们更希望看到的是联合国的改革与完善。 联合国需要正视会费分担失衡的问题，推动主要欠费国家足额补缴会费。联合国需要优化预算分配机制，让资金使用更有效率、更透明。联合国需要提升发展中国家的话语权，让国际规则更公正、更合理。 2025年2月28日的缴费截止日，不仅是一个时间节点，更是一个反思节点。如果联合国无法回应这些合理诉求，无法实现更公平的责任分担，那么中国退出联合国的讨论，只会越来越热烈。这不是威胁，而是基于现实利益的理性考量。 我们期待联合国能够做出积极改变，能够继续成为全球治理的有效平台。但如果改变迟迟不来，中国也必须为自身的利益做出最有利的选择。这就是从笑话到现实的转变，这就是当下我们必须面对的真实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