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年，地下党符振中去大新酒店接头。 推开大新酒店旋转门时，秋风卷着梧桐叶扫过脚踝。 符振中摸了摸中山装内袋的勃朗宁，金属凉意顺着指尖爬上来。 约定的402房门虚掩着，本该摆在窗台的《申报》不见踪影，只有窗帘缝隙漏出半截特务制服的灰色袖口。 他后退半步靠在墙根，皮鞋跟磕到楼梯转角的铜条，发出轻响。 斜对面403房的门突然吱呀一声，符振中瞥见门后闪过半张熟悉的脸是联络员李明，但那双总是带笑的眼睛此刻肿得像核桃，嘴角还沾着血沫。 “找错房间了。”符振中故意提高声调，手指在门把手上转了半圈。 屋里传来瓷器碎裂声，接着是压低的威胁：“再磨蹭就把你老婆孩子……”话音未落，他听见李明带着哭腔的回应：“我说！停车场有两个暗哨，后门那个是结巴老陈……” 原来三天前李明去给怀孕的妻子抓药时，被中统特务堵在了巷口。 他们把孩子抱到刑讯室，用烧红的烙铁比划着，这个曾在省港大罢工里带头冲锋的汉子，最终在婴儿哭声里松了口。 符振中想起六年前在甲种工业学校，两人挤在通铺上下床，李明总说“革命就是为了让娃娃们能吃饱饭”。 下午三点四十，402房间传出枪声。 符振中踩着排水管滑到后巷时，正撞见结巴老陈举枪瞄准。 他侧身躲过子弹，勃朗宁的第二发子弹从对方耳际擦过。 巷尾的马车夫王阿贵已经扬起马鞭，车板上堆着的菜筐里，藏着给南方局的紧急情报李明供出的哨位分布图，被符振中用铅笔头写在了烟盒内侧。 当晚七点，联络员们分批撤离。 负责密电码的老吴烧掉最后三份文件时，发现符振中留下的字条：“李明幼子暂送香港表亲处，按月寄抚养费。”后来这孩子在南洋长大，1949年回国参加建设，始终不知道父亲的名字为何会出现在叛徒名单里。 1931年深冬，符振中骑着自行车穿越粤北山区。 车坐垫钢管里藏着给红军的“围剿”计划密件，山风掀起他的衣角，露出腰间磨得发亮的勃朗宁这把枪后来陈列在广州起义纪念馆，展签上写着“1931年10月15日，击毙叛徒李明后突围”。 而展柜角落那个褪色的烟盒，铅笔字迹早已模糊不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