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15岁的黄友良被10多个鬼子扒光衣服乱摸。她拼命反抗，惹得鬼子大怒，举刀劈向她。不料，带头军官却放走了她，黄友良感慨：“遇见好人了”。哪知，这才是噩梦的开始。 黄友良的家在河北易县的山坳里，三间土坯房围着棵老槐树，院里晒着刚收的玉米。她爹黄老栓是村里种地的好把式，娘李氏手巧，总给她缝带补丁的花衣裳。那年头兵荒马乱，爹在村口设了个岗哨，听见枪响就敲钟，全村人往山里躲。1941年秋，鬼子的扫荡比往年早，玉米刚熟就被烧了半亩，爹敲钟时被流弹打穿了腿，娘背着她往山上跑，回头看见爹倒在血泊里，手里还攥着那口敲钟的破锣。 她被鬼子抓住是在三天后。那天她饿得头晕，偷偷溜回村找吃的，刚摸到灶台下的红薯，就被两个端刺刀的鬼子按在地上。十多个鬼子围过来，撕她的衣裳，她咬了左边鬼子的手背，抓花了右边鬼子的脸，疼得鬼子嗷嗷叫。带头的军官是个矮个子，留着仁丹胡，拎着军刀站在边上没动手。等她快被撕烂了，那军官突然喊了句“八嘎”，鬼子们停了手。他踢了踢旁边哭嚎的翻译，翻译凑过去嘀咕几句，军官盯着黄友良看了两眼，突然挥挥手：“放了她。” 黄友良光着身子爬起来，抓起地上的破衣裳裹住自己，跌跌撞撞往山上跑。风灌进喉咙里，她咳得直不起腰，心里却烧着团火——这军官跟别的鬼子不一样，说不定是良心发现。她躲进山洞里，啃着偷藏的半块玉米饼，想着等天黑再去找幸存的乡亲。哪晓得，她没等到天黑，先等来了鬼子的跟踪。 傍晚，她听见山脚下有动静，扒开灌木丛一看，那个矮个子军官正站在老槐树下抽烟，旁边站着两个端枪的鬼子。她吓得缩回洞里，心跳得像打鼓。后来才知道，那军官放走她，根本不是心善。他看她年纪小，反抗烈，猜她肯定认识村里的地道或藏身处，放她回去就是为了当“引路人”。果然，第二天鬼子就顺着她留下的脚印，找到了藏在山坳里的二十多个乡亲，全绑到村口的打谷场上。 黄友良被抓回去时，看见娘和李婶被吊在老槐树上，鬼子用皮鞭抽她们，逼问粮食藏在哪。她想冲过去，被两个鬼子按在地上，眼睁睁看着娘被打得昏死过去。那矮个子军官走过来，用军刀挑起她的下巴：“小丫头，带我们去地道，不然你娘就没命。”她咬着牙不说话，军官冷笑一声，挥挥手，鬼子端起刺刀刺进李婶的腿。她终于崩溃了，哭着带他们找到地道的入口，却没想到地道里还有十几个孩子，都是村里逃出来的孤儿。 接下来的日子，成了她一辈子的噩梦。鬼子把她和孩子们关在据点的马棚里，白天让她给鬼子洗衣服，晚上就被带到军官的房间。那军官总说“你运气好，我待你不薄”，可她看见他腰间挂着她娘的银簪——那是娘的嫁妆，扫荡时被抢走的。有次她反抗，咬掉了军官的耳朵，被关进水牢，泡在水里三天三夜，差点没命。 1942年春，八路军游击队端了这个据点。黄友良被救出来时，瘦得只剩一把骨头，话都说不利索。后来她在根据地医院养了半年，听护士说，那个矮个子军官在逃跑时被击毙了，身上还带着她娘的银簪。她没哭，只是把银簪要了回来，埋在爹娘的坟头。 现在黄友良八十多岁了，住在县城的养老院里。她床头总放着个铁盒子，里面装着半块发霉的玉米饼——那是她被放走那天偷藏的，也是她活下来的念想。有人问她恨不恨鬼子，她总说：“恨有啥用？活着的人得记住，别让娃们再过这种日子。” 那段经历像根刺，扎在她心里一辈子。她后来才知道，当年放走她的军官，是日本陆军第110师团的一个小队长，叫佐藤一郎，在家乡有个妹妹，跟她差不多大。或许他那一瞬间的犹豫，是因为想起了妹妹，可这犹豫改变不了他手上沾的血。战争最可怕的不是武器，是人心的扭曲——有些人披着“放过你”的外衣，干的却是更恶毒的事。 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讨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