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2年，张明敏唱完《我的中国心》后，被香港乐坛除名，正当他心灰意冷准备回电子厂当工人时，突然接到了春晚导演的电话：“愿意来内地央视春晚演唱吗？” 电话铃响的时候，张明敏正蹲在九龙深水埗的出租屋里修电风扇。扇叶卡着头发丝转不动，他用镊子一点点往外挑，汗珠子顺着下巴滴在水泥地上。香港的夏天闷得像蒸笼，墙角的电扇是二手市场淘的，修了三次还没彻底好。电话是公用电话亭打来的，号码他记在本子上，那几天总盼着铃声响，又怕真有人打——毕竟被唱片公司“雪藏”三个月，除了老家的母亲，没谁还记得他这个业余歌手。 “喂，是张明敏先生吗？”对方是男声，带着点京腔，背景有嘈杂的人声，“我是央视春晚的黄一鹤导演。您唱的《我的中国心》，我们在内地听了，想请您来北京参加春节晚会。”张明敏手一抖，镊子掉在地上。他想起三个月前在工展会演唱这首歌的场景：台下观众举着国旗喊“再来一首”，唱片公司老板却在后台摔了茶杯，“谁让你唱这种歌？以后别想发片！” 这歌来得偶然。1982年，日本篡改教科书的新闻闹得沸沸扬扬，香港青年联合会找歌手录公益歌，词作者黄霑写了“洋装虽然穿在身，我心依然是中国心”，曲作者王福龄谱了激昂的调子。张明敏那时还在电子表厂当质检员，每天对着流水线上的零件，下了班在夜校学唱歌。朋友推荐他去试音，他抱着吉他唱了三遍，黄霑拍板：“就你了，这嗓子干净，像没被污染过。” 谁也没想到，这首歌会让他丢了饭碗。香港乐坛那时流行粤语情歌，唱家国情怀的歌手没市场。唱片公司给他安排的经纪约里写着“不得演唱涉及政治倾向的歌曲”，《我的中国心》直接踩了红线。老板放话：“要么别唱，要么滚蛋。”张明敏没争辩，收拾了几件衣服回了电子厂——反正他本来就是工人出身，1980年从香港仔工业学院电子科毕业，在这家表厂干了两年，流水线的活闭着眼都能干。 回厂后的日子平淡得发慌。车间主任看他回来，拍拍他肩膀：“回来就好，以后好好干活。”同事们凑过来问“当明星啥感觉”，他只能笑笑。晚上躺在宿舍铁架床上，听着隔壁机器轰鸣，他常摸出那盘《我的中国心》磁带听——那是唯一没被公司收回的母带，音质沙沙的，像隔着层纱。母亲从元朗老家寄来腊肠，附信说“别想太多，身体要紧”，他看着信纸上的泪痕，把磁带塞回抽屉最底层。 直到那个电话。黄一鹤导演在电话里说，春晚想找首能打动全国观众的歌，看了张明敏的录像带，觉得他“眼神干净，唱得真心”。张明敏握着话筒的手出汗，问：“我去内地，唱片公司会同意吗？”对方笑了：“你现在不是自由身吗？我们给你报销路费，还管吃住。”放下电话，他跑到公用电话亭给母亲打，电话占线，他就在街头站了半小时，直到路灯亮起来。 赴京的路比想象中顺利。1984年1月，他带着母亲织的毛衣和半箱磁带上了飞机。北京比香港冷得多，一下飞机就看见接站的导演举着牌子，牌子上写着“张明敏同志”。春晚彩排在一个大礼堂，他第一次见那么多内地演员，李谷一教他唱《难忘今宵》，姜昆跟他开玩笑“你这香港普通话够标准”。 正式演出那天，他穿着一身藏青色西装，站在铺着红地毯的舞台上，聚光灯打在脸上暖烘烘的。唱到“长江长城，黄山黄河”时，台下观众站起来鼓掌，掌声像潮水一样涌过来，他看见前排有老人抹眼泪。 那晚过后，张明敏的名字传遍了大江南北。电子厂的老同事写信给他，说在电视里看见他了；唱片公司老板托人带话，想重新签约；甚至有学校请他去演讲，讲“什么是爱国心”。但他没飘，第二年又回了电子厂，白天上班，晚上去社区教孩子们唱歌。他说：“我还是那个质检员，只是多了个唱歌的爱好。” 如今再听《我的中国心》，弹幕里总有人说“泪目”。这首歌火了四十年，张明敏也从青年唱到鬓角斑白。他常说，自己没做什么了不起的事，只是唱了心里的话。而那个改变他命运的电话，不过是时代里一个微小的回响——当一个普通人愿意为心中的信念发声，总会有意想不到的回应。 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讨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