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业困难人员。 就这五个字，我对着那个招23人的公告，愣了半分钟。 他们说，深圳消费低。他们说，深圳没狗仔。他们说，不想分居。 都对。可这话，你让月薪三千在深圳挤地铁的年轻人来说，是抱怨。让一个港星家庭来说，就成了“理性的抉择”。 有意思。 最让我生理性不适的，是视频里那个细节。洪天明用毛巾捆家当，夫妻俩都戴着护腰。周家蔚对着镜头说，“这辈子再不想搬家了”。 你看，连搬家这种体力活，对他们而言都成了一种需要郑重记录、博取共情的“艰辛”。而多少普通人，为了省两百块搬家费，自己扛着编织袋上下六楼，连喊累的资格都没有。 大众在讨论什么？讨论港星北上是趋势，讨论内地吸引力，讨论香港娱乐圈不行了。 表象。 我想刺穿的是这层温情脉脉的“生活选择”叙事。这不是一个简单的搬家故事。这是一次精准的阶层降落。 香港对他们是什么？是狗仔，是高消费，是“被高物价裹挟”。这些词，每一个都带着被侵犯、被挤压的受害者感。 可你细想，狗仔追的是谁？是顶流，是话题人物。高物价挤压的是谁？是底层市民。他们抱怨的，恰恰是他们在香港那个生态位里，作为“明星”所必须承受的附属品，和作为“有钱人”本可以轻松化解的日常。 现在，他们降落到深圳。 在这里，他们不再是需要时刻提防镜头的“艺人洪天明夫妇”。他们成了“从香港来的洪先生洪太太”。狗仔没了，隐私有了。物价低了，同样的钱，生活品质“砰”一下就上去了。 更重要的是，他们的事业重心本来就在内地。以前是丈夫飞来飞去，现在是全家扎根过来。对他们而言，这不是离乡背井，这是把家安到了离钱更近、活得更舒服的地方。 这让我想起我有个亲戚，早年在老家县城算个人物，走到哪儿都有人认识，应酬不断。后来他烦了，卖了县城的房子，搬到了省城一个高档小区。用他的话说：“这儿好，谁也不认识我，清静。物业还好，钱花得值。” 一模一样。 洪天明一家搬来深圳，就是一次从“熟人社会的高压名人”，降维到“陌生人社会的富裕居民”的操作。他们用距离，买到了宁静和更高的实际购买力。 而“两地分居容易离婚”这个理由，更是把一件基于经济理性的决策，包裹上了浓浓的家庭温情。你看，我们多相爱，多顾家。 可你想想，多少内地农民工、多少异地工作的夫妻，他们面对的分居，是生存所迫，是没有选择。他们的“容易离婚”，是实实在在的生活重压和情感消耗。而洪天明夫妇的“分居”，是丈夫在内地忙着赚钱，妻子在香港守着大宅。他们的“解决分居”，是直接把家搬到财富源头旁边。 这能一样吗？ 说白了吧，这不是“北漂”，这是“南渡”。带着资本、名气和退路，到一个发展更快、成本更低、规则更陌生的地方，去享受洼地红利。 我没有任何指责的意思。人往高处走，太正常了。我甚至觉得他们很聪明。 但媒体和大众，千万别把这种聪明，歌颂成什么“追求美好生活”的动人篇章，更别升华成什么“内地吸引力”的鲜活注脚。 真正的“内地吸引力”，是对那些没有退路、只能在这里搏一个前途的普通人而言的。是对那些离乡背井，建设这座城市，却可能一辈子都难真正扎根的劳动者而言的。 洪天明一家的选择，恰恰证明了，深圳（以及许多内地城市）已经发展到这样一个阶段：它不仅能承接产业，不仅能提供机会，它已经开始能承接“高阶的居住需求”，能成为某些阶层“改善型生活”的目的地。 这是城市的胜利，但绝不是平凡叙事里的温暖。 所以，看懂了么？ 当周家蔚在草坪上惬意地说着“消费低、没狗仔”时，她不是在抱怨香港，她是在展示一种特权——一种可以从容选择在哪个战场作战、在哪个池塘当大鱼的特权。 而我们大多数人的“选择”，往往只是被选择。 这事儿，就说到这儿。 我准备关掉网页，继续写我那篇可能也没多少人看，但至少能让我月薪三千的稿子了。毕竟，我的“深圳”，没有草坪，只有 deadlin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