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独秀晚年非常惨，两个儿子已经牺牲了十多年，他和妻子潘兰珍生活困顿，有时甚至断粮半个月，但在他都吃不上饭的时候，身上其实怀有两万元巨款。 1942年，江津乡下，有个老人总在潮湿的屋檐下咳，他穿的长衫补丁挨着补丁，面前的粗瓷碗里泡着发霉的蚕豆花，他拿这个当药压血压，街坊偶尔瞧见他从兜里掏出张泛黄的纸币，又慢慢塞回去，像碰了火，没人晓得那间破草屋的抽屉里，压着两万块现钞，够买下半个镇的米铺。 五年前出狱，脚还没站稳，就听说三个儿子死了两个，大儿子延年被枪毙那会儿他还在牢里，二儿子乔年被砍头的照片他一直没敢看，蒋介石派人送官职来，延安的老熟人托人捎话，说门一直开着，美国那边也答应给高薪写回忆录，他一样都没接，转身就往西南的深山里去了。 在江津，他和妻子潘兰珍的饭桌常常空着，能照出人影，有回潘兰珍想打开那封着的钞票买袋盐，老人一把抓起拐杖，这钱是国民党给的脏物，饿死也不能碰，原来那是国民政府预付的书稿费，只因他非要用“小学”当书名，跟教育部死扛，街坊们私下说，这老头倔，宁可饿着也不低头。 临终那晚，他攥着潘兰珍的手说，我走了，你别去求谁，自己活，没人懂这话有多重，直到收拾东西，才在发潮的箱底翻出那几张退回来的支票，张国焘、任卓宣的名字，像钉子一样扎在纸上。 没人知道，这老头的倔脾气里，藏着一辈子的骄傲。那本非要叫《小学》的书，不是随便写写的闲文，是他在南京监狱里就开始打磨的四十二万字学术专著，突破了《说文解字》的千年束缚，把甲骨文、金文都融进了汉字解读里，想给普通人扫盲铺路 。教育部长陈立夫说“小学”二字易混淆，要改成“中国文字基本形义”，他气得拍了桌子：“‘小学’是声音训诂的学问，古来有之，断不能改！” 这份固执，哪里是跟书名较劲，是跟强权干涉学术的霸道死磕。 潘兰珍跟着他没享过一天福，却把“自己活”三个字刻进了骨子里。当年陈独秀在南京坐牢五年，她从上海追到监狱，天天送牢饭，典狱长都佩服她的侠气。到了江津，家里揭不开锅，她没抱怨过一句，把陈独秀那件灰鼠皮袍拿去典当换米，却从不敢碰那笔稿费。有回小偷摸进破屋，翻遍抽屉没找到值钱东西，殊不知最贵重的财富，是主人宁肯挨饿也不弯腰的骨气 。 那些找上门的诱惑，可不是简单的官职和稿费。蒋介石派朱家骅送来10万活动经费和五个参政会名额，想让他组“新共党”，被他冷笑拒绝；戴笠和胡宗南秘密拜访，他直言“逃难入川，不涉政治”；延安来人劝他回去，只要求公开认错，他却念着“大钊死了，延年死了”，不愿被人牵着鼻子走。同一时期，张国焘叛逃后拿着国民党的津贴风光无限，而他却在深山里啃着粗米青菜，这种对比，才见真人格。 有人说他不合时宜，说他固执得可笑，可乱世里最难得的，不就是这份“可笑”的坚守？他不是不懂变通，而是不愿用信仰做交易，哪怕肚子饿得咕咕叫，学术的尊严和人格的底线也不能丢。临终前留给潘兰珍的，不只是五个古瓷碗和几句遗言，是“不依附、不乞求”的做人底气，后来潘兰珍在农场做工养活自己，从没向任何人伸手，活成了他希望的样子。 从新文化运动的旗手，到西南深山的穷书生，陈独秀的一生起起落落，却始终没丢了骨子里的硬气。那两万块没动过的稿费，像一面镜子，照见了强权的虚伪，也照见了文人的风骨——有些东西，比温饱更重要，比生死更沉重。 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讨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