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1月的一天晚上，地下党马识途刚回到公馆，正要跨进大门时，看到房东家的保姆坐在门斗边的门口，暗地里对他摇手，他马上意识到出问题了，装作走错门的样子，转身离开。 马识途往街角小巷快步走去，一边解开围巾，一边摸向口袋里的假身份证。他知道，问题很可能出在川康特委书记蒲华辅身上。几天前饮涛茶楼的接头，马识途就察觉有人盯梢。 他建议由蒲华辅先离开，自己留下试探。 这种直觉是多年在敌后工作的本能。 几小时后，组织线传来密报，确认蒲华辅已被捕，而且在“火背篼”的酷刑下很快叛变，供出了大量同志的信息，马识途的住处也已暴露。这不是第一次有人叛变，但这一次，暴露的人数之多，危害极大，必须立刻反应。 马识途临时转入一处安全屋。他拆下伪装胡须，把八路军时期随身携带的金丝眼镜换成平光镜，连衣服的扣子都做了伪装处理。 这个时候，成都的街头仍是白色恐怖笼罩，国民党军警到处盘查，只要身份有一丝破绽，就可能立刻被带走。 他对着安全屋斑驳的木镜，指尖还沾着拆胡须时残留的胶水。棉衣夹层的假身份证针脚有点硌人，他却顾不上扯平——那时候的成都，连菜市场的小贩都敢盯着陌生人打量，谁知道哪个是国民党的暗探。蒲华辅的叛变太致命了，他不仅是川康特委的核心，更掌握着从重庆到成都的二十多个秘密联络点，那些点上的同志，有的是教书先生，有的是商店伙计，都是靠着日常身份掩护的普通人。马识途后来回忆起那天晚上，总说自己的心跳得像打鼓，不是怕自己被抓，是怕那些信任蒲华辅的同志，还在傻等接头信号。他不敢点灯，就着窗外透进来的路灯光，把脑子里记着的联络暗号写在烟盒纸上，字越写越用力，烟盒纸都被戳破了。天刚蒙蒙亮，他就换上了一身打补丁的蓝布衫，把烟盒纸藏在鞋底，假装成挑担卖菜的小贩，混在早市的人群里。走到东门口时，他看到两个军警正揪着一个穿长衫的年轻人盘问，年轻人手里的书掉在地上，露出里面夹着的传单——那是他昨天刚给组织印的宣传品。他不敢停，只能低着头往前走，耳朵里全是年轻人的呼喊声，直到走出很远，那声音还在脑子里盘旋。他靠着在早市上跟小贩学的几句方言，还有鞋底的暗号，硬是在一天之内通知了七个联络点的同志。那些同志有的连夜转移到乡下，有的干脆藏进了国民党军队的伙房，靠着之前安插的内线躲过一劫。蒲华辅到死都不知道，他供出的那些“重要情报”，早就被马识途用这种最原始的方式，变成了一堆废纸。叛徒总以为自己能靠出卖同志换条活路，可他们忘了，真正的革命者从来不会把希望寄托在敌人的仁慈上。马识途后来在回忆录里写，那天他走了三万多步，每一步都踩着生死线，可他一点都不觉得累，因为他知道，多走一步，就可能多救一个同志。白色恐怖再可怕，也怕那些有信仰、敢拼命的人。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讨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