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幼韵的女儿说，我妈妈有几千件旗袍，随便一件，质地都极佳，当古董都够格，不适合的衣服就给我，我就像捡到宝一样，爱不释手。直到111岁，她都坚持定时做新衣服，化妆，每天都打扮得美美的。 1982年的清晨，顾维钧伏在书桌上写回忆录，钢笔尖在“华盛顿会议”几个字上顿了顿。隔壁厨房传来轻微的叮当声——严幼韵正把热牛奶倒进保温杯，杯身贴了张浅粉色纸条：“今日多云，记得别穿浅色西装，沾灰。”这是她雷打不动的习惯，凌晨三点起床，烧水泡奶，然后坐在顾维钧身边，听他口述那些几十年前的外交细节。 他们的合作从1959年就开始了。那年顾维钧77岁，她54岁，没有婚礼，只有一张他写的婚书：“以后我归你管。”第二天，她就搬来一摞外交档案，顾维钧口述时，她左手翻文件，右手记笔记，红笔在“1919年巴黎和会”那页画了个圈：“这里日期错了，你是5月3日到的巴黎，不是5月5日。” “你怎么连这都记得？”顾维钧抬眼看她。她正把头发别到耳后，露出的耳垂上，珍珠耳钉在台灯下晃了晃：“那天你穿的藏青西装，袖口掉了颗纽扣，还是我帮你缝的。”连会场桌布是暗纹墨绿色，她都能说“像你书房里那块波斯地毯，边角磨得起毛了还舍不得换”。 有人觉得她太“讲究”——整理档案时铅笔要削成一样长，111岁还要定新款旗袍。她却摇头：“这不是讲究，是过日子的本分。”这份本分在1942年成了救命符。丈夫杨光泩牺牲后，她带着三个女儿和七个外交遗孤躲在马尼拉，把金条、奎宁片缝进旗袍暗袋。美军缺药时，她拿出三件真丝旗袍，换回两千粒奎宁片，“料子再贵，也不如孩子不发烧实在”。 后来在联合国上班，她每天穿旗袍，领口永远是4.5厘米：“外交官的体面，就藏在这些地方。”同事总见她对着镜子调整领针，却不知她前一晚核对文件到凌晨，放大镜下的档案字比领针针头还小。 那些被女儿当“古董”的旗袍，藏着她的一辈子：有对生活的认真，有对史料的较劲，更有乱世里的硬气。111岁生日那天，她试穿新做的月白色旗袍，镜子里的老人抬手理了理衣领，像当年提醒顾维钧“别穿浅色西装”时一样，眼里亮得很。
